重写与颠覆—约翰·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之互文研究

【摘要】： 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文论家、诗人,不仅成果累累,且文采熠熠,几乎揽获美国所有的文学大奖,被誉为世界最佳英语小说家之一。其文坛地位被认为与霍桑和纳博科夫等大师齐名。 批评界认为,厄普代克在文学创作上与许多美国文坛巨匠有相同之处,称之如惠特曼满腔热忱地歌颂人之肉体及欲望,如霍桑细致入微地探索两性关系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如库伯和帕索斯聚焦于自己的民族,如费茨杰拉德努力把握时代的音容、肌理与脉搏,因而被誉为“战后美国民族心灵与行为的领衔编年史家。”因此,研究厄普代克及其作品,既有美学意义,也有文化意义。 作为博士论文,此课题研究的是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整月都是礼拜天》[1975],《罗杰教授的版本》[1986]、《S.》[1988])与霍桑《红字》(1850)之间的互文关系。其主要任务是:1)考证二者之间的互文事实;2)梳理厄普代克互文小说的创作方法;3)品评其互文艺术的特点;4)甄别其世界观在这几部作品中的体现;5)提高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认识。 指导此课题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克里斯蒂娜等语言学家提出的“互文理论。”对厄普代克“《红字》三部曲”与其原型作品《红字》之间互文现象的考证,主要在“仿拟性互文关系”、“延展性互文关系”、“颠覆性互文关系”三个层面展开。研究发现,在“仿拟性互文关系”层面,厄普代克作品中最突出的互文现象是对《红字》与“伊甸园故事”之间的原型性互文关系的借引。《红字》承袭了“伊甸园故事”中的许多原型要素,包括里面的“三角关系”人物(丁梅斯代尔–亚当,海斯特–夏娃,奇灵渥斯–撒旦)、原罪及追求救赎的主题,以及一些原型性象征物(如树木、河流、森林、玫瑰花)等。厄普代克如法炮制,继承了霍桑的创作方法,不仅使自己的作品直接与“伊甸园故事”发生联系,更以《红字》中的人物和情节为原型,创作出现代的丁梅斯代尔(《整月都是礼拜天》中的马什菲尔德牧师),奇灵渥斯(《罗杰教授的版本》中的罗杰教授)和海斯特(《S.》中的家庭主妇莎拉),并从这三角关系人物各自的角度分别讲述自己的故事。在主题上,厄普代克继承了《红字》的话题,如性、婚外情、宗教、救赎(精神解脱)、妇女解放等。在象征手法上,厄普代克也与《红字》如出一辙,使用了树木、河流、玫瑰、森林等象征物。在“延展性互文关系”层面,厄普代克将《红字》中被遮掩起来的场景与话语公布于众(比如男女主人公的性活动),把《红字》中躲在幕后的人物请到前台(比如“丁梅斯代尔”的家人),或为相关的事件增补前奏或续集,以充实重写文本的信息,使人物更丰满,互文性更厚重。在“颠覆性互文关系”层面,厄普代克虽然借引了《红字》的话题,却颠覆了霍桑关于这些话题的理念。例如,霍桑主张通过诚实的宗教忏悔达到对罪孽的清洗与心灵的升华,而厄普代克的婚外情人们则通过对上帝与宗教的否定以及对性的神圣化来寻求精神的自慰与开脱。此外,厄普代克还颠覆了霍桑所制订的较为激进的妇女解放之路。 可见,厄普代克在“《红字》三部曲”中的互文艺术体现了他对原型作品既忠诚又反叛的双重态度。他的忠诚体现于对《红字》文学要素的继承,包括对人物、主题、象征等要素的仿拟。其反叛体现于对《红字》主题的颠覆。厄普代克互文艺术的独特之处,体现于互文层面的多样性、叙事形式的实验性和主要话题的现实性,像是“披后现代派外衣,谈现实主义话题。”其互文层次的多样性体现于厄普代克在重写作品中在上述三个层面的互文建造。其叙事形式的实验性体现于其叙事方法上后现代派戏仿作品的特点: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叙事者强烈的自我意识,杂乱的叙事秩序,多层次的话语表达等。但是,厄普代克互文作品的主旨并不在于表现意义的建构方式或文学创作的过程和原理,而是表现家庭、婚姻、宗教、信仰等传统、现实的社会母题。 研究发现,厄普代克互文作品体现了作者的基本世界观。特别是厄普代克在婚外情、宗教信仰、物质与精神、妇女解放等问题上对霍桑理念的颠覆,体现了他从小所接受的路德教派对人性和人的欲念所持的宽容态度,体现了他对“基督教正在衰败、性正成为新的宗教”的观点,体现了他所一贯奉行的“中庸之道。” 通过对厄普代克互文艺术的研究,我们不仅领略了厄普代克这个文学大师的互文艺术,还了解到美国主流文化的变迁。通过了解美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可掌握其传承、发展、变化的轨迹。厄普代克现代丁梅斯代尔、海斯特、奇灵渥斯们的经历表明,虽然美国人享受到现代社会在宗教与性等方面相当的宽舒与自由,但仍然陷于禁锢、疏离、焦虑等感觉之中,19世纪中期人们所面临的婚内不和、婚外偷情、人际无信、事业无果、精神无望等人生窘境依然存在,妇女仍未从男权主义的桎梏中得到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