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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

禹一奇  
【摘要】: 在传统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一直以文本分析为主要任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研究在翻译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对翻译主体——翻译家——的研究逐渐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新方向,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早期的翻译家研究一般集中在对其翻译活动和翻译观的介绍上,随着研究向纵深发展,对翻译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思想、审美意识、人格修养及其所译作品对译入语文化的意义等方面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出现。这种发展趋势值得翻译研究界予以重视。 杨宪益(1915-)学贯中西,集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西交通史学者、文化史学者和中国古典诗人于一身。他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问大家,而且同许多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坛巨匠一样,他曾完整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沐浴过西方现代思想的洗礼,最终走上了翻译道路,将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了伟大的翻译事业。以翻译成就而言,特别是中译英领域,同辈人中能望其项背者寥寥无几。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宪益为中国文学向国外译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毕生译著煌煌千余万言,但鲜见翻译界对其翻译思想、地位、影响等作系统而客观的梳理与评价。因此,以“东西方思维模式的交融——杨宪益翻译风格研究”为选题,尝试对这样一位罕见的学者型翻译家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 论文将从杨宪益翻译什么(作品的选择),如何翻译(翻译的方式),为何翻译(翻译的动机)这三方面为着眼点,把杨宪益翻译的轮廓和细节都真实地带到人们眼前。本论文探讨杨宪益在翻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文化思想、价值追求和政治关怀,描绘杨宪益精神变迁的轨迹。对杨宪益的文学翻译状况进行研究是一项繁杂的工程,本论文着重讨论译文的接受文化,试图对新文化语境中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过程进行爬梳,探讨该时段文学翻译有哪些突出的变化及特征,出版机构或译者本人选择了哪一些作品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作品去介绍给当时的国民,译者使用的基本翻译方法是什么,这样的选题与翻译方法对译入语文学及文化造成了怎样的冲击,译作对作者的创作是否产生影响,产生多大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经验及教训可资借鉴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重要转折,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对象,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描述翻译学的兴起,继而文化研究取向的盛行,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逐渐凸显于翻译研究中。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学观念对翻译的影响都是通过译者来体现的,而翻译家的选择、翻译的方式、翻译的策略等等,反过来又折射出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要深入、细致地探讨翻译与译入语文化的关系,就绕不开对翻译家本身的探讨。可以说,翻译研究的转向,使翻译家——翻译主体——研究成为了翻译研究的新课题。 杨宪益在译介中国文学上所做出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国内外有相当的评述文章,但都是零星的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杨宪益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显现出新的趋势,不仅出现了自传、还有传记或者评传。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邹霆著《永远的求索——杨宪益传》、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李辉著《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雷音著《杨宪益传》等。传记全面介绍了杨宪益的人生历程,书中都多次提到杨宪益的翻译事业,但不是主要笔墨。杨宪益本人也曾应邀写了一部自传,1990年时,他用英文写成这本自传,名为White Tiger(《白虎星照命》),意大利文译本书名改为《从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薛鸿时将其翻译成中文,题目为《漏船载酒忆当年》,杨宪益为中文版写了后记。这便是几十年来国内外对杨宪益研究的发展概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缺少从翻译的角度对杨宪益进行研究呢?经过大量的材料分析,以及对国内外翻译研究发展史所作的思考,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两点。其一,是翻译研究发展的历程决定的。由于传统翻译研究工作的重点不在翻译家研究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翻译研究工作还没有着手探讨“谁来译”的问题,因此,多年以来,较少有人从事以翻译家为对象的翻译研究。其二,杨宪益仍然健在,很难引起翻译界足够的关注与重视。 传统的观点认为,译者是隐身的。高明的译者不应让译文读者察觉到读的是译文,而非原作。但是,目前国内外翻译界逐渐意识到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不是隐身的,而应该有其自身彰显的风格与特点。 从风格本身来说,风格是可译的,但有一定的限度。译者如果忽视了风格意义或风格价值,是很难忠于原文的。文学作品风格的翻译是高层次的审美活动,有些译者由于缺乏较深的文学修养,对风格缺乏辨别、鉴赏能力,因而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丧失原作的风格或使风格消退。所以,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原文风格的丧失或减色归因于风格的可译性限度,更不能得出结论说风格是不可译的。既然风格是可译的,那么译者就应该有风格意识,想办法在译文中传达原作风格。 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原作风格和译作风格的关系是研究文学翻译中风格传达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 1.译者风格无疑应该服从作者风格,但过分拘泥于原作的表层结构,跟在作者后面亦步亦趋,只注重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容易导致死译、硬译,结果反而违背了原作风格,求信而不信。 2.译者风格在译文中有意无意地会显露出来。但是,过分强调译者风格,强调以译者为主,译作可以在艺术上超过原作,只注重文学翻译的艺术性,容易导致曲译,甚至是滥译。多数译者都本着认真严肃的态度进行翻译工作,有意识的曲译、滥译现象已基本绝迹。然而译者在不知不觉之中仍有可能过分突出了自己的风格,使原作的风格成为名存实亡的东西。 本文将讨论杨宪益在毕生的翻译生涯中是如何既积极地再现原作的风格,又恰如其分地展现译者的风格,如何将原作风格与译作风格有机地结合起来,无论向国外推介中国文学,或者向中国介绍外国文学时,都能做到这一点。 论文第一章为“绪论”,介绍了杨宪益翻译研究的现状,杨宪益与戴乃迭古典文学英译领域的成就,包括西方文学名著的汉译和中国文学名著的英译,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基本框架。 第二章为“杨宪益的个人风格”。首先讨论了翻译风格论,提出风格翻译的理论基础、必要性、困难、可能性与必然性、先决条件以及共性,为文章的立论做好铺垫。接着,论文探讨个人风格与思想性格的关系,翻译风格与思维结构的关系,个人风格与生活经历的联系等。并且,本章还着重探讨了杨宪益的爱国情怀与其选题、翻译策略的关系。翻译理论界一直强调“诗人译诗”的优势,杨宪益作为诗人,他不仅自己创作诗歌,也翻译诗歌。 第三章为“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及其翻译观”。本章首先从杨宪益的民族主义、历史理性主义、沉重的历史感与忧患意识、民众与现实立场入手,进而探讨其翻译观。本章接着对新中国成立后,杨宪益的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评价。本章还根据杨宪益汉语作品英译与外语作品汉译两个模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就汉语作品英译而言,又分为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英译、中国近代文学作品英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译三个子模块,突出杨宪益在向国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领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就外语作品汉译而言,以萧伯纳的《卖花女》与荷马史诗《伊利昂纪》和《奥得修纪》为切入点,证明杨宪益在外译汉领域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在第四、五、六章中,论文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翻译家: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通过详尽的文本比较,深入挖掘杨宪益的翻译风格与其他翻译家的翻译风格的异同。 第四章为“翻译名家之风格比较”。从总体上分析了戴乃迭、霍克斯与许渊冲三位翻译大家与杨宪益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戴乃迭是杨宪益翻译事业上的好伙伴,但是由于母语的差异,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仍然存在分歧,探讨两人合作翻译的模式。以《红楼梦》为例,对两译本展开比较,探讨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的异同。许渊冲在诗歌翻译领域堪称翘楚,故对其风格与杨宪益翻译风格进行比较。 第五章为“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首先从文化力量、原文地位与起始规范入手,然后剖析翻译委托人、预期读者对象与翻译目的,接着探讨道德规范、评价、诠释与文学观的差异。本章最后着重比较了在人物语言风格翻译上的差异。 第六章为“杨宪益与许渊冲诗歌翻译风格之深层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在诗词翻译领域成绩斐然。本章从乐府、唐诗、宋词三方面入手,分析杨宪益与许渊冲的翻译风格,并探讨造成翻译风格差异的深层原因。乐府以《上邪》、《江南》为例,唐诗以《长恨歌》为例,宋词以《西江月》为例。 第七章为“影响译者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本章结合上述六章的内容,提出影响杨宪益依着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教育经历、社会背景、翻译目的、出版商或翻译组织机构、预期读者与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本章的升华部分,总结了杨宪益的文学翻译思想,即比较文化视野下的翻译观、忠实与“信”的比较、文化与意义、消除历史距离、对古籍今译的观点等。 第八章为“结论”。对本项研究进行回顾之后,介绍了本研究的意义、研究价值、其局限性,以及研究的发展空间。 在杨宪益的翻译生涯中,他把中外文学遗产都纳入到自己广阔的视野中。他深谙中国人民需要了解外国的文学遗产,外国人民也需要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学遗产,翻译是达到此目的的重要途径。他以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为主,也做一些英译汉的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翻译中国古典文学。杨宪益翻译的特点是能把中国古典文学中许多难懂的词语译成非常通顺、晓畅的英语。有时读者反而觉得与其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原著,倒不如阅读它们的译本来得容易些。 从以上取自不同体裁、题材、风格、作家、时代和社会的意象翻译的分析看,杨宪益凭借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审美力、跨文化比较能力、创造力,以及长期的翻译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思想内容忠实原著,理解深刻,表达准确;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善于传达隐含的意义、思想和情感;翻译方法灵活多样,偏重直译;语言生动活泼,简洁流畅,富有变化。 杨宪益的翻译成就足以证明,文学翻译要获得成功,翻译主体首先必须热爱翻译和文化交流事业,翻译态度严谨,具备社会责任、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感,译品要对原作、原作者、原语文化和译入语社会和读者负责。其次,必须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学、文化修养,必备的研究能力,做“真正的文化人”(王佐良语),具有宏观的文化视野和跨文化比较的能力。再次,必须具备对语言艺术的感悟力,丰富的想象、情感、创造力和人生体验,良好的判断鉴别能力和审美能力。其四,必须具备必需的翻译理论修养、辩证的翻译观、正确的翻译目的和动机。最后,必须勤于勇于翻译实践,不断丰富翻译经验,并把翻译理论、学术研究和实践翻译结合起来,既发挥主体性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又不逾距。“风格即人”,译者个性、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制约翻译质量及风格。通过对杨宪益译者风格的研究,加深了对文学翻译者的主体性因素的理性认识和深入思考,推动该领域研究的纵深发展。 本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通过对杨宪益的翻译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凸显其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二、通过杨宪益的个案研究,研究合作翻译、诗人译诗等独特的现象,从而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影响翻译行为的主要因素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研究。三、通过探讨风格翻译的可能性、必然性、共性、先决条件等,证明译者必须对原文风格引起高度重视,既忠实于原文风格,又有保持一定自己的翻译风格。四、通过探讨译者思维结构的稳定性、译者理性思维的稳定性与创造性、译者思维结构的对立与统一,证明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译者的翻译风格保持相对稳定性,而针对不同的原作、不同的预期读者、不同的翻译委托人等因素,翻译风格可能出现适度的调整。五、通过对同一原作、不同译者、不同译作的深入分析,预测英语读者对各个阶段的中国文学的英译作品的期待,从而为汉语作品的输出提供借鉴意义,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也有助于深化对翻译过程、译者角色、译者主体性、影响翻译行为的因素等方面的认识。六、对杨宪益的翻译风格研究也对杨宪益整体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杨宪益的个案研究可以为中国翻译史的编写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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