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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视野下沧州武术研究

韩红雨  
【摘要】:沧州自古至今都是知名的武术之乡。沧州武术是中国武术多元一体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沧州武术生态环境与其它地域武术相比具有独特性,一是地域生态兼具海洋、运河、游牧/农耕等;二是人文生态码头文化、移民文化、苦寒文化等显著。上述生态环境给沧州纹刻了“尚武重击”的文化基因,赋予了沧州“求新求变”的地域个性。基于此,本文以沧州武术的生态环境为背景,通过武术拳种本体文化、人物事件主体文化、日常武术民俗外延文化的历时性解构,知微见著,探讨独特生态环境对沧州武术的塑造,及沧州武术在独特生态环境中的展现及转型,触摸小社会隐含的大历史。研究以国家与社会为分析框架,以沧州武术为研究对象,以八极拳、燕青拳、劈挂拳等为调查个案,运用年鉴学派长时段整体史、社会变迁与认同、民俗学文本等跨学科交叉理论和方法,从尚武的地域秉性、拳种的生产和文化认同等,明确了沧州武术这一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塑造历程;从社会移民、社会流民、沧州武术人的集体行动切入,考察了武术人的社会身份及心态变迁;从村落空间的武术戏、挂棍等,文艺空间的小说、戏剧、影视等,教化空间的节庆、教育、祭祀等切入,考察了沧州武术日常民俗的生活面向,研究得出:沧州武术是以运河文化为主体,海洋、移民为两翼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求新求变”的文化,具体如下。1独特的生态空间,使得沧州“尚武重击”的文化传统在表征上“求新求变”,经历了质朴鸷悍——俗重气侠——重义崇礼等的转型。具体而言:一是先秦两汉之际,海洋文化显著,“负海险远”、“不沾圣化”,沧民“好末技,不田作”(《汉书?龚遂传》)。二是魏晋唐宋之际,游牧/农耕文明交织,“土平近边,习于战斗”“久习战阵,惯见刀枪”(《宋史》),彼此相互塑造,胡风浸染(陈寅恪,1997)。三是明清至民国,政治中心北迁,运河繁荣,不同地域文明交流加速。沧州作为漕运咽喉、首善之区,民多开放吸纳、重义崇礼。简言之,不同时段虽地域生态表征权重不同,但却塑造出了沧州民众“求新求变”趋于一致的文化征候。2沧州民众秉承尚武传统,在独特生态空间内,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构建出了古朴简约、利于实战的沧州武术。具体而言:一是沧州地处燕赵齐交汇,有“远恶郡州”、“小梁山”之称,加之海洋、游牧/农耕、运河等交替作用,而成为社会边缘人(如反清义士、江湖隐士等)避难谋生之所。尤其是明清之际,沧州尚武、需武与边缘人恃武入沧不期而遇,实现了外来拳种汇集。二是码头文化构建的是强人社会。沧州民众通过“学会师傅的武艺、练就不同的专长、形成自己的东西”(戴国斌,2008),将外来拳种涵化为“重实战、讲继承”的地方性知识——沧州武术,衍生出新的拳种理论、技术体系(如八极拳的“八方极远”、劈挂拳的“放长击远”等),形成了沧州武术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三是沧州武术通过村落认同(身体情感互动)、武林认同(接二连三的比试)、国家认同(象征符号的征用)实现了社会化发展,发展的结果使得沧州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武术的流播地、改造地和验证地。简言之,外来拳种汇集和“重实战、讲继承”地方性知识的生产是沧州民众在独特生态环境下,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而实现的。3移民社会、社会失序、国家失语等,使得“求新求变”的沧州武术人在身份及心态上发生了转型。具体而言:一是明清政治中心北移,沧州政治经济等地位提升,军屯移民、政策移民占优。定籍移民将自身文化因子与沧州文化融合,形成了参与地方治理的众多望族,掀起了武科举热潮。二是清中后期,国家废科举、禁演武,内忧外患、游民四起,使得尚武崇礼重义的沧州武术人集体投身镖行,执镖行之牛耳,打造出了“镖不喊沧”之行规。三是民国之际,救亡图存时局令沧州英豪积极融入国家,他们凭借一身武艺,或带艺从戎,或建构馆设组织等,实现了由自卫保家到互卫入世再到群起护国、由乡土而社会复国家的认知升华,预示着沧州武术人群体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简言之,沧州武术人的集体行动是与地域结构、社会结构的变迁同步同向。4地域生态式微,社会需求转型,促使沧州武术“求新求变”的个性向民俗化、大众化方向发展。具体而言:一是清末民初,运河地位的提升,京津文化的辐射,促进了沧州服务业、娱乐业的繁荣,由此使得沧州武术转型为以拳种为载体,“三分唱,七分打”的多种民俗样式。二是建国以来,随着国家文学艺术事业的不断繁荣,沧州文化传统成为国家用以教化的手段,形成了以沧州武术为题材的小说、京剧、影视等文艺叙事。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家市场经济推进和文化传统复兴潮流的影响,沧州武术由民间自办拳社转型为政府主导;由民间自娱自乐的武术节庆转型为沧州国际武术节;由门户独享到政府参与的门户祭祀等。简言之,沧州武术民俗化、大众化转型是以社会时尚为根基,以国家在场或国家代理人介入的形式而运作。总之,沧州武术在长时段地理环境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等的影响下,被地域生态赋予了“求新求变”的地域个性,并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以及历经不同层级的文化认同与消费而实现了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再造,即地域武术的生产机制为:地域生态环境是起点,拳种涵化是生产路径,拳种认同与消费是生产流通。地域武术文化的有效传播模式为:地域武术的地方适应——主动回应国家的集体行动——跨越乡土的社会水平或垂直流动。地域武术文化的再生产模式为:本土文化模式的自我生产,社会精英的有效助推,国家综合治理的调控。沧州武术的生产过程既有着民族交融的因素、又有着移民文化的因子;既有着对“他地化”拳种的涵化,又有着对自身秉性的艺术化处理;既是对地方传统的赓续,又是为回应国家与社会而进行的调适。在“一体两翼”生态下,通过国家与社会互动构建的“求新求变”的沧州武术文化模式启示我们:小地方蕴含着大论题,地方性知识承载着国家社会的大历史。沧州武术研究为当下拳种研究、区域武术研究、武术政治史建构等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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