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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

后梦婷  
【摘要】:政治信任——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致结果的信心——被认为是联结普通公民与政治系统的重要途径。这种信任感,不同于个体对于他人的信任,而更适合称之为一种对于抽象系统的信心,是民众对于政治系统在缺乏持续监督的前提下仍能够按照规则有效运行的一般性判断。它巩固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有效性,不仅对一个持续稳定的政治系统至关重要,亦成为达成政治决定、实现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而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城市社会而言,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属性的政治信任,不仅预示着城市人对于政治系统的评价导向,更诠释着中国式的民主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在这一意义上,讨论政治信任,关注的不仅仅是政治信任产生与发展的机制,更是政治信任所带来的社会整合与民主秩序。本研究在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下,探讨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试图回答其一,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信任状况究竟如何?其二,有哪些因素在影响着民众的政治信任?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研究主要采用了量化的研究方法,即希望通过具体数据来反映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或因果关系。在此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政治信任及其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进行界定。本研究在广义上使用政治信任的概念,即政治信任不能等同于政府信任,在内涵上,它表示民众对政治系统运行能产生与其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心,表征着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的态度和评价;在外延上,它应包含政治机构信任、社会政策信任以及行政人员信任三种相互依存的结构维度。而根据目前中西方研究成果,我们主要探讨影响政治信任的四类因素,分别为个体因素、社会资本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系统绩效因素。其中,个体因素表征了个体的社会化与结构位置,包含了受教育程度、年收入水平、政治成分、职业层次、以及政治信息关注度;社会资本因素涉及社会参与和人际信任两个方面;而社会文化因素主要讨论普遍信任观念同威权主义观念的影响。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课题组在五大城市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研究。通过多段抽样与入户调查收集上来的数据主要采用了SPSS软件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研究采用描述统计的方法描述政治信任的基本样态,通过因子分析对解释变量进行降维,最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了政治机构信任、社会政策信任、行政人员信任的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政治信任,作为民众对于政治系统运行能够产生与其预期相一致结果的信心,并不能在狭义上等同于政府信任,它包含了政治机构信任、政策制度信任以及行政人员信任三个方面,分别用于指称政治系统运行必不可少的三个维度:机构、规则和执行者。在这三个结构维度上,机构信任具有最高的整体性与抽象性,政策信任则更关注对个体实际生活的影响,而行政人员信任则在本质上依然带有中国内外有别的差序性人际信任的烙印。事实上,城市居民对于这三者的信任态度也大相径庭。具有的政治机构信任远远高于后两个维度,而对于政治系统的质疑也更多的表现行政人员身上。即便如此,政治信任的三个维度依然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即对于某一方面的高信任亦会带来对其它方面的高信任,而不存在相互抵触的现象。但是,对政策的满意和信心并不能直接带来对于行政人员的信赖,这两者之间需要通过政治机构信任的传递才能表现出微弱的关联。第二,对于狭义的政府信任而言,“央强地弱”的情况依然在城市居民身上有所体现。这种基层政治信任感的动荡,更多的来源于中国特有的公私观念。在中国社会建制中,公私之间的动态推衍以及对私的强调,模糊了政治系统的制度边界,拥有实际制度执行权的基层官员总是试图在维持政府表面形象与获取私利中寻求平衡,那些与基层政治接触的民众也希望能够在其中占到更多的便宜,这就在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无序状态”。既破坏了制度主义所信奉的制度框架,也弱化了威权主义所强调的无条件顺从。第三,对行政人员的信任本质上依然具有特殊信任的属性,不论是国家社会管理人员的高度信任,亦或是工具性信任的正面影响,都说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行政人员属于差序性信任结构中的外围,是不能信赖的外人,同时,也只有那些拥有党员身份,进入行政人员队伍的“自己人”才会表现出更多的信任感第四,制度主义同威权主义在中国城市的政治信任建构中同时发生作用,城市民众对于政治系统的看法正在这种暗含利益的内生性机制与强调服从的外生性因素的博弈中微妙的产生。在现代社会,制度主义强调了信任的实际绩效基础,并且当信任已无法从现有绩效中产生时,民众能够在制度框架内对其进行调整或是替代。可是,植根于传统的成权主义的存在削弱了这种的理性的“替代性”判断,即使存在着利益冲突,信任依然能够维持,政治系统也被认为“总的来说还是好的”。第五,社会信任作为支撑政治信任的重要外生机制,会促使个人因为整个社会中他人都值得信任而对政治系统表现出更多的信心。但是,中国社会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的结构差异造就了这一关联的复杂性。本质上说,政治信任属于“信心”的范畴,更多的依赖于普遍信任,因而也更依赖于特殊信任中更强调认知性交往与目的理性的信任类型。第六,不同于社会资本理论中对自愿积极参与的强调,以及团体价值目标的凸显,中国城市人的社会参与更多的集中在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圈子之中。个体常常因为政治系统本身的封闭性而缺乏政治参与的实际渠道,即使能够参与进来,也常常是一种被动且没有自主性的政治表达。因此即使政治参与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着共变关系,也不能通过社会资本理论的方式加以解释。甚至在城市社会中,那些表征公共事务卷入程度的网络参与或是正式组织参与,不是与政治信任无关,就是对其表现出负面影响。所以说在中国社会中,社会参与的性质是不同于西方的,它常常是基于个体间关系的固定化(进圈子),指向了个体的自利性,并且带着被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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