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视角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研究

【摘要】：实现“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依赖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简称“五通”)的建设,而其中资金融通是重要支撑。资金融通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沿线各国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在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进而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资金融通的挑战越来越大,对沿线各国金融合作和金融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在“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背景下,聚焦资金融通中的金融开放建设,从制度质量角度上,研究沿线国家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综述归纳出金融开放度的内涵及其测度方式,总结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制度质量是如何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然后,本文通过法定和现实两个层面对核心变量金融开放度进行测度,同时运用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WGI)对另一核心变量制度质量进行测度。然后利用描述性统计的方式对沿线主要区域和国家金融开放度和制度质量的差异性和变动性进行分析,并结合相关网络资料对中国与沿线各国的金融合作现状和不足进行分析。在完成核心变量的测度后,本文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对制度质量如何影响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并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系统广义矩估计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分组回归、加入更多自变量以及纳入更多的样本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前文的研究提出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通过研究,本文结论主要如下:第一,目前中国与沿线各国金融合作取得了诸多成就,在金融机构、货币金融、资本市场、开发性金融、金融监管等多领域内存在各种各样的合作;但同时存在很多不足,如金融合作国别和地区不平衡性明显,金融合作广度和深度不足以及金融合作面临的风险因素仍然较多。第二,制度质量对金融开放增长效应的边际影响为正;同时制度质量对于金融开放的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一国的制度质量到达一定水平之后,资本账户的开放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而低于门槛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