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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陈振娇  
【摘要】:亨利·劳森(Henry Lawson)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始于19世纪80年代,至1900年前后,其创作已成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们最为推崇的经典作品。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风起云涌,在百年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范式更替中,劳森成了澳大利亚批评界绕不过的经典作家,他的作品也成了每个新批评范式反复解读的经典文本。本论文从文学体制研究的视角出发,考察一个多世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最著名的经典作家劳森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研究是一种崭新的文学批评/研究方法,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理论”之后探索出的一条文学研究新路径。文学体制包罗万象,其中最常见的有文学批评、政府政策、文学出版、文学教育、文学编辑和文学奖项等。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130多年的历程中,各种文学批评范式先后登场。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产生与形成,因而,每一种文学批评范式都会立足自己的文化政治和艺术标准,形成自己的评价体系,这些决定了它们各自的文学解读视角与方法。在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众多流派无不把自己的经典作家作为自己话语建构过程中的试金石,以劳森为代表的早期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在不断的被阐释中也完整地见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发展和演进。本论文以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为框架,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四种文学批评范式,深入考察其对于劳森的不同解读和评判,通过观察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对于劳森的态度,研究作为一种文学体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与澳大利亚经典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本论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在梳理文学经典形成理论的基础上,详述了20世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典论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经典论争的局限以及文学体制理论在讨论文学经典问题上的合理性和重要意义。最后对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内容进行简要说明。第二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A.G.斯蒂芬斯(A.G.Stephens)为代表的联邦民族主义文学批评家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劳森作品中的丛林具有独特的澳大利亚性,彰显了强烈的民族独立精神,呈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文学景观,从而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一战到二战期间,以万斯·帕默(Vance Palmer)、拉塞尔·沃德(Russel Ward)和A.A.菲利浦斯(A.A.Phillips)为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批评家同样高度赞扬劳森,他们认为劳森倡导的伙伴情谊是澳大利亚民主精神的生动表现,包含了对平民的关注、团结精神以及社会主义倾向。激进民族主义批评还高度赞赏劳森的现实主义艺术,视他的现实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声。联邦民族主义批评与激进民族主义批评一致认为劳森的作品符合民族主义的时代价值与标准,这些评价为劳森经典地位的确立作出了贡献。文学出版和文学史在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共同确立了劳森的文学经典地位,澳大利亚社会的共同关注确立了劳森在整个澳大利亚民族中的经典地位。第三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批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批评”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居主导地位,“新批评”把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等信条奉为文学批评的标准。G.A.威尔克斯(G.A.Wilkes)和文森特·巴克利(Vincent Buckley)等批评家对劳森口诛笔伐,指责他的诗歌背离欧洲文学传统、叙事手段不力、情感过于张扬,认为劳森的作品低于“新批评”的标准,因而竭力否认劳森的经典地位。但是,“新批评”后期的批评立场发生了变化,部分批评家从强调欧洲文学传统转变为强调形而上和伦理价值,并对澳大利亚传统文学进行重读。H.P.海瑟丁(H.P.Heseltine)在重读劳森时认为劳森对人类深层次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表现出了强烈关注,F.M.托德(F.M.Todd)则认为劳森的作品展现了高尚的伦理价值,传达了普世的人道主义精神。转变后的“新批评”不再批判劳森,其肯定态度进一步巩固了劳森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文学刊物、文学教科书和文学史等也在“新批评”的影响下,完成了劳森作品的学院化,从而进一步巩固了他的经典地位。第四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新左翼”批评异军突起。“新左翼”批评亮出了鲜明的反传统旗帜,努力颠覆由民族主义批评编织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新左翼”历史学家汉弗莱·麦奎因(Humphrey Mc Queen)猛烈抨击劳森,甚至斥之为法西斯主义者。在如此激烈的批判之下,劳森的经典地位遭受沉重打击。然而,“新左翼”的文学批评家对劳森的评价表现得截然不同,以麦克尔·怀尔丁(Michael Wilding)为代表的部分批评家对早期的“新左翼”批评立场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劳森有着明确的阶级观和阶级意识,清晰的工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新左翼”批评在与劳森的碰撞中实现了自我的修订,劳森的经典地位也在与“新左翼”的交集中得到进一步巩固。在“新左翼”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派创作”继承和发扬了劳森传统,进一步证实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五章亨利·劳森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上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主义批评得以形成。女性主义批评反对文学作品中的男性霸权,反对男作家对女性形象的歪曲。以玛丽琳·雷克(Marilyn Lake)为代表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家激烈批判劳森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指责劳森所谓的伙伴情谊与民族主义的同谋关系。苏·罗利(Sue Rowley)等批评家指责劳森作品中的男性经济霸权思想,苏珊娜·福基娜(Suzanne Faulkiner)等指责劳森故意歪曲女性形象。不过,在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批判劳森的同时,以卡萝尔·费里尔(Carole Ferrier)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肯定了劳森为19世纪八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运动作出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最终,当代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在与劳森这样的文学经典的摩擦中实现自我调整,在这样的调整中,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批评不仅没有推翻劳森的经典地位,反而使之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女性作家对《赶牲畜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的大量改写延续并发扬了劳森传统,女性主义批评家将劳森提携迈尔斯·富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经历视为一段佳话反复传诵,这些都在无形之中延续了劳森的经典地位。第六章结论。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的经典地位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以初步确立,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批评中得到巩固加强。但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以“新批评”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理论在自我的话语构建中先是大胆批判劳森并挑战其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的经典地位,继而又在重读劳森的过程中先后实现自我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劳森的声誉数度沉浮。20世纪劳森声誉的起落不仅印证了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标准的变化,更隐藏着澳大利亚社会所秉持的文学立场的变化;在20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和劳森的交集中,读者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潮流的文学批评范式,在面对经典作家时,或许一度会声嘶力竭地批判,但它的生命力常常取决于它是否能在自我修正中调整自己与经典的关系。在澳大利亚文学中,劳森作为经典作家的出现有其异常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更有很多其它的体制方面的因素,所以仅凭一种激进的批评思潮便想彻底推翻经典的想法无疑是单纯的,甚至是幼稚的。考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视阈中的劳森无疑让我们对于文学经典与文学批评范式间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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