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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丰诗坛研究

庄国瑞  
【摘要】:熙宁、元丰时期是北宋诗歌发展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宋代诗歌最富代表性作家集中出现于这个时期,整个诗坛产生了数量惊人的作品,并逐渐摆脱唐诗附庸的地位,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个阶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首先、诗坛拥有发展所需的雄厚人才基础。北宋统一后逐步改变五代武人治国方略,开始转向文治,通过逐步完善科举考试、重用文臣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北宋建立起了自秦朝以来中国最庞大、最成功的文官系统,科举与文治的结果,使众多中下层的十人有机会参与到政治中来,造成中下层十人大量上达的局面,这是北宋中期人才大盛最根本的原因;在统一过程中北宋统治者注重收集整理文化,重建北方文化中心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南北文化逐步交融,伴随着南人政治、文化地位的上升,北宋文坛、政坛、士风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新气象;北宋加强国家办学与民间办学,学校基本覆盖全国,印刷术广‘泛运用,出版物极大丰富,十人读书机会增多,也是众多人才出现的重要原因。其次、熙丰诗坛发展有很好的政治基础。庆历、熙宁、元丰时期是北宋政治发展最有活力的时期,这个阶段由于国家面临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随着儒学向经世致用的方向发展,士大夫普遍提出变革要求,从庆历新政到熙宁变法,北宋政治发展进入高潮阶段。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北宋政治最为开明的时期,士大夫踊跃参政议政,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再次、熙丰诗坛发展有很好的士风基础。一个阶段诗歌的创造活力如何、风格如何,与当时的十风有极大关系。熙丰年间,北宋统一已有一百多年,伴随着振兴古道的古文的发展,不仅改革了文风,也使得儒家的价值观再次回归并发展到更高的层次,十人的精神风貌普遍高扬激昂。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均极有利于诗歌的创新发展。 由于熙宁变法,部分朝中大臣闲退洛阳,再加上洛阳独特的人文地理条件,熙丰中在洛阳形成了一个高层士大夫的唱和群体,他们以邵雍、司马光为核心举行了频繁的雅集聚会。这一群体在政治上趋于保守,诗风上接近“白体”。群体的创作虽然对宋诗整体发展无太大推动作用,但在表现上层十大夫生活形态方面具有典型性。邵雍的创作独具特色,创造了一种贯彻儒家理念而形式自由的诗歌;司马光的创作接近“晚唐体”风格,平淡清丽,自成一家。 王安石早期诗歌创作追随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风气,诗风直遂畅达,无复含蓄,表现出部分宋调特征。晚年由于政治失意,诗风发生很大变化,表达趋于深隐曲折,吸收了唐诗中的有益因素,宋调特征也表现的更为复杂。王安石创作成果丰富,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他是体现宋调风范的第一人。 苏轼熙丰时期是创作力与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期,创作数量多、质量高、体裁全面,题材广泛,其代表作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创作于这个时期。苏轼对于宋调发展的意义在于,首先通过“深刻说理”、“容贯才学”等方法解决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诗风革新后出现的问题;其次使宋诗的抒情心理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宋调的主要特色在苏轼这里得到全面的开拓与表现,他是宋调创作成功的榜样。 黄庭坚是与苏轼同时而能自成一种风格体系的作家,至元丰末已完成了自己诗体的构建,他的创作方式比苏轼更为精细,在宋调方面表现出更多变体特色与细节特征。黄庭坚诗学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种“陌生化”诗学,他用“陌生化”的方法改造了诗歌从语言、内容到形式的各个层面,完成了从唐诗到宋诗的彻底转变,是宋调最典型的代表。 对王、苏、黄三位大家的创作都采取了分体论述,每一种诗体都选取最重要的特征探讨,而不是面面俱到的论述,古诗、律诗、绝句三种诗体的特征综合起来,可以体现一个诗人总体的诗歌艺术特色。 在论述三大家的同时也涉及与他们直接相关的文学群体:苏门文人群、新党文人群、江西诗派。除去这些诗坛主流群体,当时全国各地也存在数量众多的其他文人群体,包括宦游唱和群体与地方文人群体,文章主要考察了苏轼杭州诗社、韦骧唱和群体、贺铸彭城诗社、吕南公灌园诗社四个群体。各地文人群体的大量出现是诗坛繁荣的证明,是对主流群体创作的补充,同时活跃了地方文化。 自北宋末年以来关于北宋中期诗歌发展高峰的确定,人们一般倾向于“元祐”。“元祐”是个复杂的概念,首先它是个政治阶段的代称,随后被借用到文学中,诗学领域内对“元祐体”的评价与文人政治观念有着紧密关联;第二,因为严羽对“元祐体”概括模糊,引起后人解说“元祐体”出现差异,对“元祐体”的认识存在宽泛化与具体化两种方式。以诗歌史为背景考察,具体化的理解更符合历史实际。要清晰把握宋诗发展态势,应将熙丰、元祐区别对待,它们处于宋诗发展的不同阶段,熙丰时期宋诗已经完成了自己关键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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