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的动因与效应研究

【摘要】：产业出口复杂度(export sophistication)被认为是集出口品技术含量和生产率为一体的综合概念。该领域的研究始于Hausmann et al. (2003),由于产业出口复杂度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Lall et al,2005),为此,短期内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随着经济理论与实证方法的发展和完善,产业出口复杂度的研究重心逐渐由早期的测度方法构建,转移到了现在的产业出口复杂度度演进动因的分析上。但因研究历史相对较短,学术界目前并未形成解释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动因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很少有学者关注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对其他因素的影响效应,更未形成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理论分析框架的缺失,使得实证研究往往难以捕捉到产业出口复杂度真正的升级和作用机理,而揭示上述机理的运行方式,对正处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中国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通过修正和拓展Kancs(2007)、Long(2001)、Namini et al(2011)等的理论模型,分别构建了跨国层面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动因分析框架、经济体内部区域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动因分析框架以及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对出口、经济增长及收入分配影响的分析框架。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跨国与国内跨区域的双维度视角分别对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动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借助上述理论框架从双维度层面就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对经济增长及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基于要素密集度异质性视角,运用中国省级区域出口数据对理论框架中关于要素收入的推理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 (1)中国产业的出口复杂度并没有Rodrik(2006)和Schott (2008)所测度的那么高,并且中国产业出口复杂度有着与普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升级机制。国内区域层面实证结果显示：中国各区域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的主要动力是物质资本的增长,而不是劳动力(包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这与普通发展中国家出口复杂度的升级模式并不相同。这一机制在跨国实证检验的结果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跨国层面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复杂度演进机制已经在2000年左右出现了拐点,从出口增长推动型转向了经济增长推动型。 (2)从出口二元扩张的视角上看,经济体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的动力主要有三个,即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价格变迁。但这三个因素对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作用机制并不相同。发展中国家产业出口复杂度升级多为出口推动型,发达国家产业出口复杂度升级多为经济发展推动型,价格上涨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产业出口复杂度的深化,而对发达国家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的作用力并不明显。 (3)产业出口复杂度演进对一国(经济体)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对各类经济体出口及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增强,拓展后Namini et al(2011)模型中产业出口复杂度升级对经济增长及出口产生负效应的现象并未在各国出现。 (4)产业出口复杂度存在异常是各经济发展中比较普遍的现象,而这种异常可能会随着经济发展发生变动。发展中国家的异常表现为正向效应(即该异常有助于其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升级),发达国家的异常表现为负向效应(即该异常不利于其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升级),而中国的实证结果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的异常性效应会出现拐点。 (5)中国出口增长与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现象同时存在的原因是资本密集度偏向型产业出口增长速度大于劳动密集度偏向型产业。理论与实证结果均表明：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复杂度升级有利于劳动份额的上升,我国近几年资本密集度偏向型产业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前者的负作用大于后者的正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加大高端产业的投资力度,提高FDI的流入质量,引导国内国外投资流向中西部；适当提高产品的出口价格,以提高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升级速率；适当加大欠发达地区的逆比较优势赶超力度,降低其出口复杂度异常性向拐点转变的速度；加大中西部地区融入国际市场的力度,提升产业出口复杂度深化对其经济增长、出口及要素报酬的作用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区域间产业出口复杂度的差异,构建区域间产业出口复杂度梯度进步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