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西利尔·白之研究

【摘要】：海外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将中华文化作为自己的兴趣关注点与学术研究对象,精心从事于中华文化典籍的译研阐释与教育教学,因而提供了中国文学、文化在国外流播的最基本资料,成为研讨中华文化外播与影响的首要考察对象。西利尔·白之(Cyril Birch,1925-2018)是饮誉国际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与翻译家,专攻中国话本小说、古典戏曲及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其明清戏曲研究执西方汉学界之牛耳。他作为一名兼具欧美双重学术背景的汉学家,其学术个性是基于民族历史语境、个人成长经历及其自身对文学审美的追求等因素共同铸造而成,也由此决定其在世界汉学界中难以遮蔽的价值和意义。本论文立足于跨文化交流语境,通过详尽梳理与评述基本史料文献,在比较文学跨文化研究、译介传播学、文本发生学,以及文本细读等相关理论的指导下,全面系统地考察白之及其汉学生涯,重点探讨其翻译观、汉学研究理念与方法。并结合其兼具欧美双重汉学背景的特殊文化身份,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发掘白之的汉学研究特质,客观评述其在西方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本论文分为绪论、正文五个章节和结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研究对象、意义与方法,对国内外学界涉及白之的研究现状展开学术史回顾与评述,进而提出可拓展的研究空间。并充分挖掘白之的汉学活动资料,在翻译批评和汉学研究基础上增加交流史研究视角,力图客观而全面地展现白之完整的汉学研究风貌。第一章以白之在英国和美国的汉学研习历程为脉络,将其纳入跨文化交流语境详尽评析,深度挖掘兼具欧美双重学术背景的白之及其汉学研究与欧美汉学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其在继承欧洲汉学注重扎实汉学训练等优良学术传统的同时,也在知识结构、研究视阈和学术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形成了译研结合、多种策略相融合的汉学研究格局。第二章阐释白之以学术为本位的翻译观,挖掘其翻译实践中的意图理念及选择策略。本文结合意识形态、诗学观念、文化审美等影响译介的核心要素,从翻译目的、翻译文本选择原则、翻译策略和翻译思想四个方面全面讨论白之的译介观。白之译介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深入探究并向西方世界传递中国文学背后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示中国文化的独异性因素;他恪守源初文化心理且努力倡导异质文化交流,始终秉持文化翻译态度;他坚守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译者主体作用,尽量在源语系统和译语系统间达到折中、杂合与平衡,以期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而在翻译思想方面,他则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翻译理念,对中国古典戏剧翻译的难度及翻译过程中其所面临的困难等问题有客观清醒的认知,并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途径。第三、四两章系统研究白之的编译选本,采用文本细读法,融合比较视阈,重点剖析白之编译选本的研究思路、方法和特点。第三章着重评述白之学术生涯早期、中期和晚期的三部译作,它们分别是《明代短篇故事选集》(1958)《中国文学流派研究》(1974)与《明代精英戏剧选集》(1995),以此展示出白之不同阶段的研究风格与特质。论文通过对研究对象之间的平行比较与归纳总结,以期梳理和厘清白之的编选原则与方法,展示三部编选本的异同点,进而从这些编译实践中挖掘其汉学研究观念及基本方法。作为最早系统英译冯梦龙传奇故事的汉学家,白之通过编译选本《明代短篇故事选集》,准确定位并发现冯梦龙“情教观”的特质,为西方世界读者揭示了冯梦龙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白之在编译选本《明代精英戏剧选集》中,从作品类型风格、历史文化语境、学术贡献及文学地位诸方面,对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及以汤显祖为代表的“至情派”曲学家所创作的主要剧作做了学理性阐释,引发了学界广泛关注。《中国文学流派研究》收录了欧美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十一篇代表性文章,集中反映了白之对中国文学流派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构建了中国文学的整体知识体系。第四章专论被西方学界视为具有开创性的编译著作《中国文学选集》(第一卷,1965年;第二卷,1972年),此为白之最具代表性的汉学成就之一,极大地影响着西方世界理解与研究中国文学的方式和方法。本章采取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阐释思路,结合中国古典文学选集英译的西方历史文化语境,将白之《中国文学选集》的编译思想和翻译实践置于整个西方汉学发展史中进行考察和研究。详尽解读白之这一“他者”眼中的中国文学史链条,及其如何完成以“史”为鉴的美学重塑;并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因素着手,厘清白之选集中所受意识形态操控的痕迹和成因;也从“他者”视阈出发,阐释白之选集编译所展现的西方视角;最终围绕赞助人、专业人员和市场三要素展开,阐析白之选集的经典化成因。本章旨在探究白之如何通过编译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而实现对中国经典文学形象的“异域重生”及“生机再现”。第五章系统阐释白之中国戏剧研究中的三大全译本《桃花扇》(1976)《牡丹亭》(1980)及《娇红记》(2001),全面展示白之中国戏剧翻译和研究特质。白之是首位将《牡丹亭》55折进行全文译介的汉学家,其译本尽可能地保留原著中原汁原味的文化特色,对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发挥着示范作用。本部分从意识形态视角详尽阐释《牡丹亭》全译本中的诗学操控问题作,展现了《牡丹亭》全译本经典化地位确立的诸因素。白之与阿克顿、陈世骧合译《桃花扇》,采用“以诗译诗”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了原著蕴含的深刻内涵,被视为中国古典戏剧中最出色的译作之一。作为文化“他者”的合译者,其主动融合历史文化语境,准确把握和解读原著思想内涵,巧妙捕捉源文本多样的语言特色,最大限度地谙熟与把握了中国古典戏剧中唱词的韵律节奏,为西方读者带去了中国古典戏剧口头表演艺术的深层次美感。尤其是白之对中国南戏和北戏的精当阐释,充分展示了他深厚的学养与高超的水准。白之汉学生涯后期的译著《娇红记》,是该剧作在西方世界的首部英译本,发现并彰显了“为爱而死”的艺术典型,成为他译研中国古典悲剧的重要一笔。其通俗晓畅的语言和清晰质朴的翻译风格使读者能够充分领略到中国古典戏剧的风采。论文立足于比较视阈,展现该译著与白之以往译著在翻译风格、策略以及翻译技巧运用上的不同及其主导特征。纵观白之漫长的汉学译研生涯,其致力于跨文化的比较视阈和方法创新,始终以文学为中心来开展汉学活动,恪守以学术为本位的原则,所有汉学成果的取得均出自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熟识。其译研所涉领域广博,从唐诗宋词到元杂剧,到明传奇、清代小说,再到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均有其独到见解,为西方世界认知中国文化和了解中国文明做出了宝贵贡献。他的汉学研究在西方传统文献方法的基础上,注重从比较思想视野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实现了由前辈学者史迹考察的研究范式转向。其丰硕的各类汉学研究成果及长期坚守的一线教学活动,为中国文学与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