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税收增长问题研究：1994-2007

【摘要】：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正是我国经济制度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顺应历史的要求,1994年我国进行了建国以来范围最大、影响最为深远地工商税制改革,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我国税收收入也出现了惊人的高速增长态势,并且自1996年以来税收收入增长呈现出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态势。基于经济原理和直观感受,我国学者对税收的这种高速增长、超GDP增长给予了极大关注。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税收持续大幅度超GDP增长?税收的这种高速增长是否合理?目前税收增长是否脱离经济增长?税收高速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弄清楚上述问题将为我国推进新一轮税制改革和制定正确的税收政策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遵循人们认识事物的一般规律,沿着税收增长的特征、原因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思路研究1994—2007年我国税收增长问题,探寻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税收增长之路,促进税收与经济之间关系和谐,使税收体制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器。 一、税收收入及增长特征 1996年以来,我国税收环比增长率持续高于名义GDP环比增长率,税收增长呈现出超GDP增长的特征。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1994—2007年税收收入每年都超税收计划增长,税收超收是我国税收增长的特有现象。 1994—2007年,从税种角度看,所得税是税收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产业角度看,来自第三产业的税收增长均超过第一、二产业;从区域角度看,我国东部税收增长显著地高于其他经济带;从经济成分看,混合或股份经济成为支撑此时期税收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从税收级次看,中央税收增长显示出比地方税收更强地增长势头,基本实现控制地方财政收入的目标。 二、税收决定及超GDP增长的原因 (一)税收决定 通过方差分析发现1994—2007年税收增长率均值显著地高于1985—1993年税收增长率的均值;同时方差分析还发现1985—1993年税收增长率和1994—2007年税收增长率具有方差齐性,分税制只是引起了税收增长率均值突变,但没有改变税收增长的内在机理。 1994—2007年GDP是决定我国税收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但GDP既不是影响税收增长也不是导致税收超GDP增长的显著性因素,也即从税收增量角度而言GDP不是影响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使得税收增长体现出超常增长的特征。 经济效益既是决定税收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税收增长和税收超GDP增长的显著性因素。与经济效益联系最紧密的税种是所得税,所得税在所有税种中增长势头最强劲。而经济效益的提升与股份制改革密不可分,来自混合或股份经济的税收增长势头最强劲。另外,度量经济效益的指标主要选取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指标,说明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二)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 1994—2007年导致我国税收收入超GDP增长的原因既有偶发性因素也有持续性因素。持续性因素一旦达到某种水平状态就会持续推动税收超GDP增长;偶发性因素需要不断变动才能刺激税收超GDP增长。偶发性因素凸显了税收超GDP增长与税收收入决定的原因差别。 1994—2007年导致我国税收一次性超GDP增长的偶发性因素有:因打击走私、实行“一个制度、四个体系”新征税模式、实施金税工程和精细化科学化管理带来的征管水平提升;非税收入清理、规范化和税收优惠政策到期等政策因素;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活跃带来的经济效益提高;非均衡性通货膨胀;证券市场交易活跃等因素带来资源行为目的类税收大幅度增长。税收持续性超GDP增长的原因:目前的产业结构状态;企业效益提高、居民工资上涨和房价上涨而适用更高的超额边际税率带来的超额累进税收入;进口贸易超GDP增长。 其中,经济效益变动、税收征管水平增长和经济效益水平是导致税收超GDP增长的主要因素。1994—2007年税收超GDP增长主要原因是偶发性因素,说明税收超GDP增长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994～2006年我国税收与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2007年税收数据生成过程发生改变,1994—2007年税收与GDP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说明1994年税制改革建立起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稳定关系,但这种关系在2007年被破坏。而且发现当期GDP并非税收增长的显著原因,尤其2007年税收增长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增长,这与我国流转税为主的税收制度相关。 无论是税收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投资、劳动、消费、出口和技术等主要因素的影响还是分省市税收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都表明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已经显现,税收对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弱地抑制作用。由斯库利(Scully)模型,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宏观税负为18.98%,结合巴罗(Barro)模型估计的结果,我国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应该在20%左右。 投资受宏观比例税负影响显著,个人所得税对投资存在显著压抑作用,而且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明显。 边际税负以几何倍数按二次曲线形式显著地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净出口,且呈倒U型关系,促进城镇从业人数和净出口增长最快的边际税负分别为19.58%和12.39%。进出口环节净税负与净出口显著负相关。 边际宏观税负与居民最终消费增长率呈U型,目前处于U型的前半部分,呈反J型。个人所得税与居民消费显著负相关。 技术主要受到边际宏观税负的影响,两者呈线性关系且显著负相关,边际宏观税负按固定比例影响技术。 1994—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呈现显著地条件收敛。就全国范围而言,税收增长对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弱地抑制效应。但税收增长对四个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各不相同,税收增长推动了东部和中部经济增长,尤其是对东部推动作用显著;税收增长抑制了东北部和西部经济增长,尤其是对西部抑制作用显著。综合而言,税收对区域经济差距无显著影响。 税收增长导致的财政支出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全国而言这种作用显著,与理论保持一致,但东北部和西部的这种效应不显著。另外,与税收增长相联系的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增长差距具有显著影响,就全国而言,缩小了各省、市、自治区的差距;分经济区域看,中部却是扩大了差距,其它区域则和全国保持一致。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减税措施刺激经济增长,2008年我国税收增长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的走势,税收持续十多年的高增长状态结束,并在年底急转为负增长。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994-2007年税收增长(尤其持续超GDP增长)的直接后果是宏观税负水平提升,目前我国小口径宏观税负基本达到了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而大口径宏观税负(尤其考虑土地出让金后)已经显著超过了最优宏观税负。可税GDP占GDP的比例平均为67.17%左右,可税GDP大口径税负平均高达36.24%,说明税基偏窄,这就是为何整体宏观税负不高而微观主体感觉税负难以承担的原因。 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之间的巨大差异是税收征管水平提升的来源,也给予了税务机关调控收入的弹性。税务机关加强征管的激励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的超收返还以及返还不纳入预算管理联系在一起。我国税收收入主要来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目前需新增4万亿财政支出,而税收增长为负,我国既面临着增收又面临着减负的压力。 目前,边际宏观税负与居民最终消费增长率关系呈反J型,技术与边际宏观税负显著负相关,边际税负远高于促进城镇从业人数和净出口增长的最优边际税负。 进出口环节净税负与净出口显著负相关;个人所得税与居民消费显著负相关。 研究发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负与全社会投资增长率之间正相关,可能的原因是目前企业投资决策尚缺乏理性,增加投资成为增加政府税收的来源,形成了政府为了获取税收而必须高投资,同时高投资又需要政府多收税,两者共同推动税收高增长以及企业税负与投资正相关。 税收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显著性差异,可能是现行税制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抽瘦补肥”的马态效应。 (二)政策建议 从宏观税负角度而言,减税政策和我国税制设计的政策目标应当是使宏观税负维持在2O%左右,推动经济最优增长。在当前税制改革中要注意扩宽税基,实行宽税基低税负,努力构建所得税和流转税双主体的税制结构。 应当降低名义税率但又略高于实际税负,压缩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之间的空间;应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培育地方主体税种,减少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努力解决税务机关(主要是国税机关)“双重忠诚”问题;严禁各种形式的收入返还,进一步推进依法治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当是税源监控的重点对象。 需要进一步深化对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动费改税,强化预算管理,努力将所有政府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当前采取的结构性减税措施的同时还应注意保证、开辟税源,缓解财政收支矛盾压力,暂应保留证券交易印花税。 应大力降低边际宏观税负,推动消费以倍数增长、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城镇从业人数和净出口增长。应当减轻个人所得税负,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等将降低进出口环节净税负,有利于刺激净出口增长,扩大外需,关键是落实政策,防止骗税、偷漏税。 应积极推行绩效财政和强化国有企业绩效考核,建立“先评审,后编制”、“先评审,后招标”的科学、严格、公开的运行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防止非理性投资。 西部和东北部应当努力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企业将总部设在本区域;改革来源地原则的税收返还政策,降低返还比例,可将现行30%改为15%,提高中央政府纵向转移支付的水平;提高横向转移支付水平,推动区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