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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均衡分析

王建  
【摘要】:根据现实发展和理论探讨的需要,本文主要采用一般均衡框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分析,全文共分7部分,第1部分是绪论;第2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均衡理论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相关文献进行了概括和讨论;第3部分和第4部分分别在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的基础上对一国、特别是劳动丰富大国出现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可能性和条件进行了一般均衡分析并进行了数值模拟,以探讨中国这样的劳动丰富大国内生跨国公司的可能性;第5部分主要采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国别和行业数据,考察了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路径、区位分布特征和行业分布特征的经验事实;第6部分引入政府部门,利用模型模拟了相关政策对本国跨国公司国外销售额和福利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展望。 第2部分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均衡理论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综述。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均衡分析的早期模型,未将对外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进行明确区分,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同质要素的流动,遵循从资本报酬低的地方流向资本报酬高的地方的规律。Caves(1971)考虑到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在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内,仍得出了对外直接投资将在同一产业内从报酬低的国家流向报酬高的国家的结论。Helpman(1984)和Markusen(1984)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新贸易理论”因素引入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均衡框架,分别建立了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和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前者可以解释要素禀赋和规模不同的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后者可以解释要素禀赋相近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这两种模型之后得到了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扩展和实证上的检验,而且经过Markusen(2002)等的综合,在知识-资本(KK)模型中可以解释垂直型对外直接投资与水平型对外直接投资两种现象。不过,这些主流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均衡模型通常假设跨国公司总部在发达国家,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在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丰富文献中,有一部分涉及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问题,有基于OIL范式或IDP假说的宏观理论分析,有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优势”从政策、制度角度的解读,有基于企业动机的问卷调查或案例分析,还有从东道国区位因素角度寻找诱因的实证分析,以及贸易和投资相互作用关系的检验;相关研究分别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进行了解读,但大多数文献要么侧重于中国国内因素,要么侧重于东道国区位因素,要么是缺乏普遍性的个案分析,还很少有人从一般均衡视角对中国内生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或动因进行理论分析。 第3部分和第4部分在2x2x2的简单框架内将对外直接投资部门的企业生产活动分为一种总部活动和两种可零成本组装的中间品生产活动,分别建立了探讨生产差异品的垄断竞争部门和生产同质品的寡头垄断部门内生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的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但在相对或绝对要素禀赋方面可能存在差异,每个国家使用劳动和知识资本两种要素都能生产Y和X两种产品。根据模型假设,考察了六种可能出现的企业类型:总部、两种中间品的生产活动均在国内,通过出口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d型企业;国内有总部、两种中间品的生产活动,同时在国外生产I1,并通过出口I2到国外与I1进行组装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h1型企业;国内有总部、两种中间品的生产活动,同时在国外生产I2,并通过出口I1到国外与I2进行组装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h2型企业;总部和I2生产活动在国内,I1生产活动在国外,通过进口I1与I2进行组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通过出口I2与I1进行组装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v1型企业;总部和I1生产活动在国内,I2生产活动在国外,通过进口I2与I1进行组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出口I1与I2进行组装满足国外市场需求的v2型企业;总部在国内,国内和国外分别有两种中间品的生产,当地生产、当地组装并销售的o型企业。利用GAMS软件的混合互补问题求解器进行的数值模拟表明贸易成本变化、企业层面固定成本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成本变化对一般均衡结果中本国可能出现的活跃企业类型和跨国公司海外活动均有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也表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说明劳动丰富大国内生跨国公司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条件。 第5部分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区位、产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路径、区位分布特征和行业分布特征的经验事室,并在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均衡框架内进行了阐释。通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重新划分以及基于对外投资路径(IDP)假说的二次型回归模型检验,发现2007年左右成为中国进入IDP假说第3阶段的分界点,说明内部经济发展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基本动力;将OIL范式规范化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这一结论的阐释为:在积累足够的技术等知识资本之后,劳动丰富大国可以向知识资本丰富大国开展知识资本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也可以作为知识资本相对丰富国家向其他知识资本更加稀缺的劳动丰富国家开展劳动成本节约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占多数,平均看则流向发达国家的规模较大,引入区位因素和东道国经济类型的分量回归检验结果发现双边贸易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东道国经济类型只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低分位影响显著;对此结合中国知识资本的禀赋状况,根据一般均衡模型可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增长归因为近年来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内外环境的改善。运用行业数据的初步测算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活跃的行业既有非熟练劳动密集型行业、也有熟练劳动密集型、特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大的行业竞争可能比较激烈,在高垄断高利润的新兴行业中国还未出现世界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寡头;对此在一般均衡框架内可分别将其归因为具备中等技术水平的传统行业部分基于知识资本优势利用劳动丰富国家廉价劳动的动机和部分基于本国劳动和市场优势获取国外知识资本的动机,以及寡头垄断行业对知识资本的高需求、高壁垒和中国相关行业知识资本的稀缺性。 第6部分对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进行了考察,考虑到中国尚缺乏世界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寡头,以基于垄断竞争模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均衡框架为例,引入政府部门,主要比较了主动激励性的直接投资补贴措施和被动改进性的双边投资互惠措施两种代表性的政策措施对本国跨国公司国外销售额和本国福利的影响。在模型设定中,直接投资补贴采取先对国民征税再对跨国公司进行补贴的方式,如果补贴额足够大进而本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的销售价格下降得足够低,一般情况下(除了本国知识资本非常丰富的少数情形)会有效提高本国跨国公司的国外销售额;但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中对本国跨国公司国外销售量的补贴相当于对国外消费者进行补贴,带来的是本国福利的显著下降。如果通过签署双边投资优惠协定降低本国跨国公司面临的歧视性的直接投资成本,与征税-补贴情形下政府直接投资补贴直接改变本国跨国公司海外销售成本不同,消除国外对本国跨国公司歧视性的高投资壁垒对本国跨国公司活动的影响是间接的,更多地取决于要素禀赋、贸易成本、行业规模经济等国家和行业特征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签署双边投资互惠协定的成本由本国单方面承担,在本国企业获得零利润条件下,也将带来本国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下降,进而带来本国福利的恶化。这意味着当一国政府准备对本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采取干预措施时,可能需要在本国跨国公司国外活动和本国福利这两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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