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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研究

刘震  
【摘要】: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进行OFDI实践,而随着OFDI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在进行OFDI时,发展中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投资主体、投资目的、投资形式以及政府在投资中所起到的作用等多个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政策对OFDI实践具有重要影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处于新常态的中国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为周边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区域内进行投资成为重要的议题。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OFDI理论体系中,研究中国企业在当前状态下的OFDI决策问题,不仅对于拓展完善OFDI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也同样对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OFDI有现实指导意义。根据上述观点,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研究背景,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入手分析中国企业的OFDI决策问题,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中国企业OFDI理论体系中。具体来说,本文正文部分首先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典型化事实进行分析;其次,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再次,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构建中国企业OFDI决策的数理模型和相应机制;随后,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对中国企业OFDI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在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典型化事实分析方面,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本文详细阐述了当前中国在国家以及企业层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投资规模与分布情况,并且采用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对中国母公司在境外建立海外子公司的过程进行追踪,特别是通过对投资在避税天堂的资金进一步进行追踪,以此获得中国企业对于避税天堂进行OFDI的真实流向,从而解决了在学术界一直面临的“返程投资”的难题。在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方面,本文通过建立博弈理论模型,证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更应积极进行OFDI。在此过程中,文中通过逐渐放宽假设的方法来依次进行分析,第一步,在无偏假设下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第二步,放宽无偏假设,构建有偏假设下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包括静态模型及动态模型),第三步,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构建有偏假设下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由于假设不断放宽,使博弈模型逐渐接近现实,因此对现实有更强解释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企业不仅应该主动进行OFDI,而且应该快于竞争对手进行OFDI,以获取先动优势。在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构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决策的理论框架方面,本文分别进行数理模型构建以及机理分析。首先,建立数理模型,主要是从顺梯度以及逆梯度两个角度构建考虑了企业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决策模型,并分析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如何进行决策,如何选择投资动因以及具体区位偏好。其次,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做出机理分析,该内容第一部分为具体划分中国企业六类差异性投资动因,在此过程中,本文创新性借助WIOD提供的投出产出表,计算中国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分别所属行业(四分位代码划分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根据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将该企业投资动因进行划分为六类,分别为同行业技能提升型、产业链条拓展型、纯粹利润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以及优惠税率寻求型;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该部分将影响因素分为三个维度,即企业相关特征,企业所在地相关特征,东道国相关特征,并分析三个维度不同特征对六个投资动因的影响,同时本文结合既有文献,对各个因素影响企业投资动因作用方向做出了相应假设;第三部分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顺梯度及逆梯度差异性投资动因偏好分别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同行业技能提升型、纯粹利润寻求型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更偏好于进行顺梯度OFDI,而六类投资动因都偏好于进行逆梯度OFDI,需注意的是,虽然对于同一投资动因,或许同时偏好顺梯度及逆梯度投资,然而在两种情况下,推动企业选择的诉求存在差异。在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构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借助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得到截止至201 7年的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海外子公司的数据,采用多变量logit以及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此得到实证结果。文中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与普遍投资间是否具有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同行业技能提升型、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及自然资源寻求型,这三种投资的决定因素对于东道国是否为“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并不是太敏感,仅存在少量细微差异,且这些细微差异大多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本身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相关因素,同时也强化了本身具有负向作用的因素。对于产业链条拓展型、纯粹利润寻求型以及优惠税率寻求这三类动因的实证结果显示,仅有个别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顺梯度与逆梯度之间的差异,本文发现,同行业技能提升型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对东道国属于“一带一路”顺梯度还是逆梯度投资的反应不敏感。产业链条拓展型在顺、逆梯度投资中的显著性差异同时存在于企业维度因素及东道国维度相关因素中;纯粹利润寻求型显著性差异存在于东道国维度相关因素中;而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差异性则更聚焦于企业维度因素中;优惠税率寻求型在“一带一路”顺梯度投资的实证结果与整体顺梯度投资的实证结果高度契合,而在“一带一路”逆梯度投资中未证实有显著且影响力较强的因素。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同时得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偏好结论。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在最后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从国家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国家层面建议包括:注重与东道国关系构建,加强国内OFDI相关信息平台建设,在放权基础上加强对于企业的监管;民间组织层面建议包括:借助商会、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加强同行业中各企业间的相互交流与联系;企业层面建议包括:加强对企业自身情况的认知,充分利用来自政府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信息。结合以上信息,企业应当通盘考虑自身特质、东道国属性以及同行业相关企业前期投资的经验教训等多个维度的情况,通过客观且科学分析,综合考虑企业以何种动因进行投资以及向何处投资等决策,并根据差异性投资做出差别化的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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