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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工作-家庭界面影响因素及其对正负性情绪的二元影响

杨蓓  
【摘要】:研究一生态学视角下工作-家庭界面影响因素探讨目的:本研究以护士为研究对象,探讨护士工作-家庭界面(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家庭→工作冲突、家庭→工作增益四部分)各维度水平,及其在个体(性别、受教育水平、人格等)、工作(职称、职务、工作负荷、工作控制等)及家庭方面(教养状态、配偶支持、配偶压力传输等)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从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从山东省四个经济层抽取四个地级市,各市抽取一所三甲医院,再抽取科室,将所抽到科室符合标准的护士全部纳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山东省三甲医院护士一般情况、工作-家庭冲突与增益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问卷、工作-家庭平衡问卷、大五人格问卷、MIDUS调查问卷(测量配偶支持)、Merideth Ferguson配偶压力传输条目、Whitehall II调查问卷(测量工作支持)、角色过载量表、工作相关生活质量量表。共发放1800份问卷,回收167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2.78%,其中已婚护士 1032人。采用SPSS22.0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1.本研究护士工作-家庭界面各维度得分如下,工作→家庭冲突得分为11.62±3.69,工作→家庭增益得分为8.54±2.73,家庭→工作冲突得分为8.64±3.24,家庭→工作增益得分为10.80±2.72。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护士的最大孩子年龄5岁(F=10.945,P0.001),夜班频次越高(F=4.933,P0.01),工作年限越久(F=16.092,P0.001),工作→家庭冲突水平越高。在家庭—)工作方向上,汉族护士冲突水平显著高于少数民族(t=2.322,P0.05),而增益水平低于少数民族(t=-2.441,P0.05);护师与主管护师工作→家庭/家庭→工作冲突水平较高(F=5.957,P0.01;F=4.185,P0.01)。3.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工作冲突与配偶支持(r1=-0.242,P0.01:r2=-0.289,P0.01)、工作支持(r1=-0.242,P0.01;r2=-0.212,P0.01)、工作控制(r1=-0.355,P0.01;r2=-0.279,P0.01)呈负相关,均与人格呈现出相关关系(均P0.01);工作→家庭增益与家庭→工作增益和人格(均P0.0])、配偶支持(r3=0.138,P0.01;r4=0.207,P0.01)、工作支持(r3=0.171,P0.01;r4=0.074,P0.01)、工作控制(r3=0.291,P0.01;r4=0.199,P0.01)等变量也均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均P0.01)。4.回归模型中,以工作→家庭界面(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增益、家庭→工作冲突、家庭→工作增益)为因变量,个体、工作、家庭方面因素为自变量构建方程,结果显示,神经质对工作-家庭冲突水平产生正向影响,宜人性则可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增益水平;家庭方面,配偶支持可正向影响家庭→工作增益(β=0.126,t=3.442),负向影响家庭→工作冲突(β=-0.098,t=-2.911);工作方面,工作负荷、工作控制均是工作-家庭界面的影响因素。结论:1.护士工作→家庭冲突水平高于普通群体,同时工作→家庭增益也显著高于普通群体。2.工作→家庭冲突与家庭→工作冲突与配偶支持、工作支持、工作控制均呈负相关,工作→家庭增益与家庭→工作增益与配偶支持和工作支持均呈正相关。3.个体特征(如宜人性、神经质)与家庭或工作方面因素(如配偶支持、工作支持)共同作用于工作-家庭界面。研究二工作-家庭界面对夫妻正负性情绪的二元影响目的:本研究以护士夫妻为研究对象,探讨夫妻一方的工作-家庭冲突/增益水平对自身和配偶正负性情绪的影响,缓解我国护士夫妻负性情绪、促进正性情绪提供建议。方法:本研究于2018年4月至2018年7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选取山东省四所三级甲等医院护士夫妻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一般资料问卷、工作家庭平衡问卷、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其中已婚护士 1032人,共收集配偶问卷827份,配偶有效回收率为80.14%。数据分析采用SPSS22.0和Mplus7.0,统计方法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结果:1.护士工作→家庭冲突得分显著高于配偶(t=13.828,P0.001),工作-→家庭增益得分显著低于配偶(tt-5.860,P0.001);护士正性情绪得分显著低于配偶(t=-11.069,P0.001),负性情绪得分显著高于配偶(t=7.426,P0.001)。2.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自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呈显著相关,工作-家庭增益与之关系方向相反(均P0.01);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配偶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呈显著相关,工作家庭增益与之关系方向相反(均P0.01);配偶工作-家庭冲突与护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呈显著负相关,工作-家庭增益与之关系方向相反(均P0.01)。3.护士夫妻工作-家庭界面与正负性情绪间存在溢出效应(个体在某一领域的积极或消极体验传递至个体相应其他领域)(均P0.05)。但仅工作-家庭增益维度可以预测配偶的正性或负性情绪,即在夫妻间存在交叉效应(个体积极或消极体验跨域至与之联系紧密的他人身上,如配偶或同事等)(P0.05),工作-家庭冲突维度与配偶正负性情绪间关系不显著,不存在交叉效应。结论:1.工作-家庭界面与正负性情绪间存在溢出效应,护士或配偶工作-家庭冲突会引起或加重个体自身的负性情绪,且不利于正性情绪提高,相反,工作家庭增益会帮助自身促进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2.护士夫妻工作-家庭界面与正负性情绪间存在交叉效应,即夫妻一方工作-家庭界面可影响配偶的正负性情绪。但仅工作-家庭增益维度存在交叉效应,工作-家庭冲突维度与正负性情绪间不存在交叉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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