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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超五科学易学思想研究

辛翀  
【摘要】: 17、18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的对撞和重整迎来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纪元。欧洲思想家、社会学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Saint-Simon,1761~1825)和孔德(Francois-Xavier Comte,1798~1857)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力量,是历史进步的有力的杠杆。”认为科学革命引起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又促进科学革命,二者交替进行,互为因果。时代的变迁把人们的思维从传统意识的惯性中引向一种新的形态——“科学”,并认为科学是历史规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人们从科学与社会作用的角度去审视,可以看到“科学”并不是超越历史和社会的自生物,而是从神学的窠臼中脱生出来的,并展示其飞速跃升的动态走势。这种态势无疑对祟尚传统的中国人来说是一味清醒剂,使国人对此神往和渴望,并以极大的热诚去汲取和消化,从中反思我们民族文化的进步作用和中西文化的融会路径,探求西学中用的方法和途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不断地以各种形式传入中国。中西文化之间产生了空前的交织和会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国人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易学与科学的交会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西文化的会通以及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从古至今都在宽泛而又深入地畅扬和推展。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问世,更将其交织的程度全方位延伸。李约瑟很有见地地认为,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他认为,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约处于同等水平。仅仅在那段时间之后,欧洲思想才开始迅速向前发展。但是,引导其前进的笛卡尔—牛顿机械论观点,不能持久地满足科学的需要。把物理学看作是对更小的有机体之研究和把生物学看作对更大的有机体之研究的时代必将来到。那时,欧洲并且整个世界便能使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充满智慧并且丝毫没有欧洲特色的思想模式。他认为现代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取得解答,中国人民的特殊天才可以在这方面影响整个人类世界,中国人的冷静头脑可用于把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的深渊中解救出来。但是,李约瑟又进一步提出,既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非常伟大,那么为什么中国古代文明没有能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俗称“李约瑟难题”。“李约瑟难题”的提出,并不是李约瑟博士本人的苦闷,而是从另一方面在更深程度上对中国古代文化价值取向的肯定和认同。李约瑟提出了一核心课题:科学和道德的有机统一才是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路径。这与当时社会的混乱和科学文化进步性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相关联,它刺激了许多学者关注中国文化的科学性和发展潜力。时代的呼唤和国人的觉醒迫使人们把注意力引向中西文化的会通层面,而不是冲突和缰持,更不是我行我素,各执一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诞生了丁超五这位科学易学研究的先驱。 为了深入分析丁超五科学易学的科学背景和科学基质,笔者在论文引言中,从古代中国易与科学的共生互动、近代易学与科学的互渗和融会及中西文化会通历程等方面,铺设了丁超五易学科学性和合理性的知识背景。使其易理科学之内涵和语境得以展示和掘析,并为将其易学之科学性征的提揭和彰示奠定基础。 在我国古代,以数的推演和组合来理解宇宙之万有,已形成了数学基础上的理性论证。其中的合理性思维模式不能不对当时科学的发展产生影响。“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命题无疑有助于科学接受阴阳思想。实际上科学范式的三大主轴即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和科学技术观,无一不是受易之思维方式的影响和启迪。在其后的各自发展中互为基础、相资为用。易学对科学的影响,不仅从思维形式上对人们的理性活动提供语境分析,因时而变,“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而且在具体的学科分类和内容的涉略上,都程度不同地对其渗入和影响。当然,中国科学近代化的主流是产生在欧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这实可认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为易学的科学理念促进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快速传播,一为西方科学影响和改造着易学的发展方向,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和矛盾,相反出现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的网状交织的发展态势,建构了易与科学联动互促的时代特征。 为了更好地反映丁超五科学易学之思想,本文在第一章对丁超五的研易之心路历程作了分析和简介,反映了丁氏苦研习易,善于从易图、卦、象的源流出发,以历代易学家、特别是近代易学家对易学的科学展示为基础,顺应中西文化会通之不可逆转之势,对易学中的科学观和科学思维模式及其哲理性给以提揭,终于构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科学易学理论体系。第二章从他对易卦源渊的认知视角给以剖析,溯本追源,以强铸其易学科学理论体系的拓展基础。宽泛地讲,卜筮和易之科学思想能否关联、是否同根,已成为人们探讨易学所首先介入的话题。现代意义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普遍认为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丁超五并没有展开对卜筮与科学具体关系的论证,也没有对卜筮表示过多肯定的话语,而是基于易学发展的层面,从卜筮这一文化涵项和对象指涉上,发现了易卦生成语境的基因质料,丁氏看到了易卦以阴柔为先、为本的重心所指和本质核心,并由此提出了“卦应从坤起”的命题,进而对孔子易理科学思想给以了深入的解剖和定位。从《易传》所阐述的“天道”与“地道”的关联框架中,使人们更好地领悟《周易》的精神实质和科学思想,提揭孔子易理内核中涵摄人文关怀的自然哲学体系。他的研究视野从易源的本然顺延至孔子的易道理念,并从中体察到《周易》科学思想在《易传》中的主线脉胳和架构体系,看到了易道数理科学思想在易学发展史上一以贯之的发展态势,从而开启了对伏羲先天图数理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第三章从丁超五的易学哲学思想层面,立足于易学之象数的合理内核和内在本质提出并加以阐发他的哲学思想的合理性。从象数学观到易学的数理哲学分析及与马哲辩证法的比较,提出了“易学是一门数理哲学”的命题,进而给易学以科学定位。他通过对先天图的数理分析,界定了太极为先天易数之本、阴阳数的数理基础、易与九九关系、逆数等的哲理内涵,并对易卦组成的原则、易卦对立与统一的辩证思维立基于阴阳互相涵摄的科学基础之上给以论证,揭示易之科学本质。丁超五先生对易卦演成的数理基础非常之坚定,认为正因为数理的东西在易道中的流行和应用,才使得易道理念的科学性更加透显而易于弘扬。在本文的第四章,着重阐述了丁超五科学易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本部分主要从丁超五的数学观和生命学说两个方面来阐述,他的数学观是他对易学科学性论证的基础内容,是他的数理思想的基石。他把先天图的演成及伏羲小圆图、文王后天图看成是立足于数学基础上的一种涵具人文思想的科学演示,不是先辈随意之作,“仰观府察”是完全自然而合乎数理规律的,并给出了代数乘方证明、数字证明和阴阳奇偶证明的多种论证。而且,伏羲方圆图之形状特征也有其涵摄着数学的科学性。在他的生命学说中,丁氏确实把握住了易理的精髓,提揭了“生生之谓易”的易道主线。他认为易之经传涵蕴着生命流演之程式,他从生命之起源和演进,继而论述到阴双阳单的生命规律,然后通过对先天数和门德尔遗传定律、快脱莱的法则的比较,反映出了自然生命规律和先天数的演化程式的一致性。从而把易学定位为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蕴涵宇宙生命之学的数理科学。为了更好地理解丁超五易学对易道科学理念及其哲理提升的客观表述,很有必要对他的研易方法给以分析和解读,故本文第五章主要就丁超五研易的方法论思想作了一定程度的探讨。纵观丁氏易学的学理结构,可以发现他为了将易学的时代特征更加朗显,广泛地运用了类比、对比、数学等方法。他把易的象数功能理性化、科学化,着眼于易本身的科学性和科学内涵,用类比、分析及其它数学、生命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易之象数涵摄的科学思想和主线脉胳给以彰明。他既反对用科学来诠释易学,又反对用易学来诠释科学的思维方式,提倡立足于易学本身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张扬和阐发,进而使易的时代特征和价值功能“以时发矣”,“含弘光大”,“品物咸章”。也就是说,他对易学的研究不是西方式的介入和套用,而是基于易学本身的科学性和科学思想给以提揭和彰显。同时借助西式计算法来表明其思维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也逻辑地将论文的意义逐步地给以展示出来,引起了笔者的极大兴趣,利用最后一章即第六章来阐发丁超五易学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启迪和意义。丁氏易学告诫我们,从合理性这个层面来讲,东西方不同科学传统和不同文化背景既有其内在的差异性,同时又存在相对的独特性,任何“自我中心主义”的科学史观都是错误的。不同的科学传统和科学成就都会在探索未来、造福人类活动中具有应有的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奠基未来的价值。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坚持互通而又互动的原则,互相启发,相资为用,他立足于从对先天图的数学分析为起点,对易的象数思想的科学内涵给以科学的分析,使易的科学性征得到弘扬,并在此基础上对两仪的阴阳对待观给以哲学的提升,提出了八卦及六十四卦两仪演成论数学演化模式。同时,他的文风非常之严谨,对于每一个命题的提出都要旁征博引,分文析义,考辨异同,力求一言一事,必有其征,表现出朴实、严谨的可贵学风。他从不回避不同的意见,也从不人云亦云,而是将正反两方面的意见给以训诂释辨、据史依实、原典考究,表现出很强的说服力和很高的张显系数,其文高洁,足以动人。 尽管丁超五先生提出易学是一种数理哲学,可以说这样的定位是非常科学而又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但并不意谓着凡是数学的方式都适应于易学。易之本来所涵具的数学规则是由易之本义所内在地规定的,并不是所有易的思想都可以套用数学方法。另外,我们说科学思想和科学思维方式是值得提倡和广扬的,但“科学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是应该鄙弃的。“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把现代自然科学的标准作为最高的、终极的标准用来衡量和栽决一切。在有限理性认知的当代社会,没有任何学术权威能阻止学术自由探索的空间,也没有任何界别的科学家、哲学家能涵盖所有的科学哲学背景,并以绝对权威性的姿态来无视某一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其中所涵存的科学性。相反,21世纪的世界是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过渡的重大转折期。在这次转变中科学和文化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技术、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无不涉及科学和文化。基于世界文化走向趋同的新特征,提倡一种以科学新成就为根据的贯通古今、契合东西的新文化观,就成为建构世界文明新景象的基本进路。当代新科学的世界观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某些思想归复的特征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易学文化的后现代性研究,不失为在历史转折关头全人类文化战略研究的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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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辛翀;丁超五科学易学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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