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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以跨学科为中心的分析

石莹丽  
【摘要】: 出生于晚清末年的梁启超,一生历经戊戌政变、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他热心政治、关心民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新事物敏锐的悟性和洞察力。长期以来,作为学者兼政治家的梁启超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以往对梁启超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政治思想和史学贡献方面。由于梁启超一生政治活动过多,学术路向庞杂,尽管有关梁启超的专著和论文数量已相当多,但仍留有少许空白。就史学而言,学界就他的“新史学”思想渊源、史学理论的前后期、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性贡献、史学方法的特点等作了大量研究,但仍有不足。尤其是对梁启超所倡导的跨学科治史方法没有系统论述,相应地也就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影响。 以往对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平民史学的倡导上,对梁氏史学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以1922年和1926年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讲稿为蓝本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上。其实,梁启超“新史学”的核心之处除历史进化论和平民史学外,更主要的是倡导跨学科的治史方法。但由于《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色的文笔,透彻的说理,广泛的影响和恒久的魅力,遮蔽了部分人的视线,造成见木不见林的局面,以至于在一些评价梁启超史学方法和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方法的文章中,仅局限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讲到的考据辨伪、史料的搜集与鉴别、文献整理方面的内容,对他治史方法的探讨也多以《研究法》为据。其实,《研究法》及其《补编》是梁氏讲给初学者的入门之作,并非梁氏全面的治史方法,真正贯穿梁氏一生、潜入梁氏文笔之中的方法是跨学科,但天不假年,梁氏对这一日后风靡半个世纪的方法并未来得及进行总结。尽管已有学者如许冠三等人,对梁氏这一贡献有所论述,但相对于梁启超所倡导的力度和做出的贡献来讲,不成比例,研究也不成系统。整理总结梁启超对跨学科方法的贡献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这位史学大师,并重新界定他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 梁启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学术殿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改革未果,救国心切,希望在日本文化中寻找到救治祖国的良药。他借助日本平台进一步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在日本文明史学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共同影响下,梁氏于20世纪初揭起“新史学”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在史学内容上倡导为民作史,在史学方法上倡导跨学科研究,在史学理论上倡导历史进化论。尤其是他倡导援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梁启超揭开了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历史篇章。 受日本文明史学影响,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都从地理角度考察历史变迁、民众性格及文化特点,尤以1902年前后发表的文章居多,这与梁氏初到日本、急于救国的心情有关。梁氏的论述不无道理,中外古代史学中也不乏从地理环境方面考察人群性格特点和学术文化特点。但梁氏文章中的许多观点直接援自日本学者浮田和民,因而受到一些指责。其实梁氏急于把西方学术思想传入国内无可厚非,而且梁氏仅仅借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其主要论据还是中国传统经典文献。在梁启超之后,一部分学者开始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并卓有成就。 从社会学角度解析历史是梁启超史学方法的又一特点。社会学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它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而传入中国的。梁启超一经接触社会学,就把它与“新史学”思想结合起来,社会学中的许多理论直接催生了梁启超“新史学”的内容和方法。社会学初入中国被称为“群学”,梁启超也力倡为全民作史,而且在文章出频频出现“群史”、“群术”、“群候”等术语。社会学中的基本理论——进化论——也被梁启超应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当然,学界大都认为梁启超对历史进化论的信奉主要是在1923年以前,自梁氏于1923年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始,他就转向信奉孟子的历史循环论并着重研究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了。笔者认为,历史进化论陪伴梁启超一生。晚年他尽管没有把进化论时时挂在口头,但透过他1923年以后发表的文章,仍然可以看出梁启超研究历史的前提预设和基本理论是进化论。产生梁启超历史理论的内在一贯性的因素有个人性格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在梁启超的影响下,社会学融入史学研究尉然成风,社会史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枝繁叶茂。 在梁启超1400多万字的论著中,有关经济类的文章占有相当比例。相对于梁氏文学、史学功底与才华来说,经济学对于他来说是弱项,而且经济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得到应有重视。但梁启超依然运用西方近代经济学知识解析历史,反映了他一方面深知经济强则国强的道理,另一方面也是他爱国救国的措施之一。他将西方近代经济学理论融入历史研究之中,颇富新意。另外,为了达到改革救亡之目的,梁启超先后出任袁世凯的币制局总裁和段祺瑞的财政总长,为了推行其改革方针和普及经济学常识,梁启超写下了大量的有关财政方面的文章,内中不乏历史经验与教训,透露出梁启超对现实经济的深深担忧。梁启超开创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之先河,在梁氏身后,成长起来一批经济史家,经济史研究占据中国历史研究的中心舞台达半个多世纪。 梁启超本一性情中人,他在历史研究中也特别注意分析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心理因素。借助心理学知识解析历史是梁启超跨学科方法的一大贡献。心理学是西方近代化的产物,自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一书的出版,开启了以心理分析为主的心理史学的研究之后,心理史学在西方国家取得丰硕成果。梁启超并未系统学习过西方近世心理学,但他在历史研究中涉及了许多心理学内容,如人格、性格、情感、潜意识等,并且他常常运用心理分析法分析历史人物,解读历史事件,给人以入木三分之感。在梁启超之后,心理史学受到普遍重视,它走进大学讲坛,进入历史哲学论著,历史研究中应重视心理因素成为史界共识。 计量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风靡西方史学界,但梁启超于1922年就作了《历史统计学》的讲演,倡导将统计方法纳入历史研究。梁启超对计量史学的倡导早于西方三十余年。运用统计方法于历史研究伴其一生。以文字比观和数字比较为主的表格、图谱等形式在其文中随处可见,统计史学成为梁氏文章的一大特点。当然,受时代限制,梁启超倡导的历史统计学没有计算机的参与,缺少数学模式分析,不能与今天的计量史学同日而语。但梁氏的悟性和开拓精神令人钦佩。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一批学人参与到计量史学的研究中来,并且出版了有关《历史统计学》等专著。 总之,提倡跨学科研究是在西方学科分化之后,但随着史学从其他学科中独立出来,研究领域的细和窄人为地割断了人类文化固有的整体性和关联性。1929年年鉴学派的成立,宣告了以总体史为写作理念、以跨学科为写作方法的“新史学”登上了近代史学舞台。尽管中国传统史学的贯通特点本身体现了跨学科之意,但由于没有学术分科的概念,传统史学的主角一直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帝王将相,即便是天文、地理、经济类的记述也是围绕国家政策的制定、王公贵族的行踪而展开的,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在史书中难见其面。1902年,梁启超揭起“新史学”大旗,从批判传统史学入手,力图在西方文化中寻找到摆脱危机、救治祖国的灵丹妙药。其中他倡导的跨学科方法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梁启超身后,跨学科方法一直静静流淌并最终汇成三四十年代的史学洪流。梁启超所倡导的进化历史观、为民作史观、跨学科研究观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一批通史性著作诞生,在许多历史哲学论著中都为跨学科留有一席之地,而且它直接催生了唯物史观派的成长壮大和史学研究会的成立。其实,史学研究一直是跨学科研究,从传统的贯通到近现代的跨经济学、社会学,即使对跨学科挑战最严重的后现代新文化史也在跨越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可以说,跨学科在史学研究中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消失。当然,任何一种方法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跨学科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并面临着挑战。援用社会科学方法治史有其弊病所在,历史学归根结底是研究人的一门学问,离开了历史主体——人,史学便失去了根基,也失去了史学的功能与意义。社会科学一般注重模式、横切面、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把握协调不利,很可能使社会科学反客为主,淹没了历史学,使史学的自主性丧失,沦为社会科学的附庸,造成只见结构不见人的局面,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以人为本,注重考察时间、变化,关注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人的独特性,尤其是人类的精神层面和文化生活。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应是科学性和文学性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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