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建设与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全球资源环境问题尖锐,生态危机、资源危机、能源危机以及科技危机、伦理危机引发了人对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反思,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运而生,中国在践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对我国工业化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矛盾不断加剧的应对,也是对全球工业文明以来威胁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的反思,既有特殊性也有一般性。人地系统优化是解决“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地”的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关键,并通过“文化”这根纽带与生态文明建设发生显著的协同关系。论文以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为主线,理论上分析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实证分析分别运用投影寻踪模型(PPM)和DEA模型评价中国30个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人地系统优化状态的基础上,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评价了二者的协同发展度。最后根据二者的协同发展分析,搭建二者的具体协同路径。研究的理论意义方面,丰富了地理学人地系统理论认知和优化路径;实践意义方面,以人地系统“三元”结构为视角,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五次产业体系,明确人地系统中“人”的担当和“地”的诉求;学科意义上,地理学研究核心人地系统的优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础路径,体现人文—经济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科价值。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分析。从协同演变、空间协同、影响因素和不协同因素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二者的协同机理。人在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的工具创造、组织和制度形式、形成的人地观,构成了文明的基本要素。时序上看,采集渔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个阶段人地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文明成果不断累积升华的过程,也是生态文化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空间上看,地球表层的空间差异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在不同地域人地互为作用过程中孕育了不同的生态文化,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文化基础。从影响因素看,自然地理条件、人的需求结构、文化价值取向和人的生产活动是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协同的关键要素。人的“三观”失衡、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生态文明制度的缺失和人性根源二律背反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协同发展的障碍。(2)生态文明视角下人地系统“三元”结构的重新认识。根据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关系和过程,对人地系统“二元”结构延伸,社会文化子系统成为一个独立于“人”和“地”的第三个子系统,分析了“三元”结构各自内容和两两关系,经济生态和生态经济、经济文化和文化经济、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三组关系提供了人地系统优化的路径。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了人地系统优化的本质,人地系统优化实质就是以较少的资源能源消耗获取较大的经济和社会福利,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也正是因为人地系统优化这个“因”,促成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果”。(3)中国人地系统的演变阶段与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下人地系统现状特征分析。梳理了中国不同时期人地系统特征的演变,中国的文明史与世界文明进程一样也是一部人地关系史,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从自身独特的“人口—资源环境”国情特点、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全球资源环境基础不同,以及与发达国家生态文明的时间、内容和形式不同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在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人地系统特征有生态环境复合型问题累积突出、传统资源型产业比重高、国民生态观和发展观滞后、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约束不足、生产力布局和资源环境布局错位等。(4)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分析。一是二者的协同发展度分析,二是不同生态文明建设类型区域的人地系统特征分析。协同发展度的定量,期望看到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过程协同结果,但因为是两个复杂系统的协同,且人地系统本身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即使协同度相同,区域类型差异仍然悬殊,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果”的差异,划分出人地系统这个“因”的类型并定性分析,与协同发展度的定量评价结合。(5)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实现路径研究。从协同整体框架构建,到协同具体路径的实施,构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实现路径。整体架构思路是以生态文化理念为引领力、以“地”的供给能力为约束力、以“人”的需求力为能动力,以生态文明制度为保障力,综合考虑区域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以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协调为目标,以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合力为推动,具体路径是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五次产业体系。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如下:(1)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是上层建筑和基础路径的关系。生态文明是人地系统优化的上层建筑,而人地系统优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路径。人地系统不断优化的过程为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形成生态文化,生态文化理念作用于生态文明建设,最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所以,文化就是二者联系的桥梁,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犹如DNA的两条脱氧核糖核酸链,在文化这个氢键的链接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螺旋上升。(2)人地系统是由经济(产业)、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三元”结构。传统人地系统包含“人”和“地”两个子系统,人地互为作用中产生文化,文化成果的积累升华就会形成文明,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生态文明,这就是生态文化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隐性到显性、从朴素到辩证不断彰显的过程,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指导人作用于地的方式,生态文化指引下的人地系统将走向优化,因此,文化不可或缺地成为第三个子系统。(3)人地系统“三元”结构下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体系应在三次产业的基础上前后向延伸,前向增加第零产业——生态文化产业,生态文化理念指导下的第一、二、三产业也将是集约高效的,后向增加第四产业——生态修复产业,协助担当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角色,变线性发展方式为循环发展方式,这个过程中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提高,同时,废弃物排放降到最低,单位投入下的经济、社会福利不断增加,人地系统不断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断提高。(4)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评价值和人地系统优化的效率值在空间上是耦合的,这是因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即生态文明建设水平高的地区是因为单位资源能源投入下的产出高,与人地系统优化协同发展,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低的地区往往效率值低。总体上,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发展程度最高,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达到高级协同,西部地区最低,为中低级及以下协同,中部和东北地区总体上中级协同。(5)协同度定量评价还需结合不同地域类型的划分和定性分析,能透过协同度这个“果”分析其潜在的“因”。根据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可以划分为七种类型,分别是均衡发展型、经济社会发达型、生态环境滞后型、相对均衡型、生态环境优势型、经济社会滞后型和经济—生态环境滞后型。七类区域间人地关系特征呈现差异性,而区域内部有相对一致性。研究的创新点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的协同机理分析,从生态文明的视角丰富了人地系统“三元”认知结构,而“三元”认知结构又为生态文明建设产业体系的重构提供理论支撑。协同度定量评价结合不同类型人地系统特征分析,利于从地域分工视角进行生态文明重点建设。展望未来研究,人地系统理论内容有待深化丰富,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点有待进一步挖掘,结合地域文化构建生态文化产业体系、汲取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智慧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和人地系统优化等内容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