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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戴礼记·保傅》看周代保傅制度

刘霞  
【摘要】:周代的保傅制度主要负责对君王、太子的辅佐和教谕,通过对在上者的教化,达到社会和谐、国家长治久安的局面。保傅制度也是我国古代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教化方式。 《大戴礼记·保傅》详细的论述了保傅制度,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大戴礼记·保傅》的真伪存在怀疑,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抄袭《新书·保傅》、《新书·傅职》、《新书·胎教》、《新书·容经》四篇而成,因此对其弃而不用。其实先秦、秦汉时期的古书中有许多篇章重复或近似的现象,我们尚不敢说先秦、秦汉时期绝无“抄袭”的现象,但是这种观点确实值得我们去重新审视。《大戴礼记》各篇原本单篇流传,在这个过程中,各篇或被收录在某人的著作中,或被选编在儒家弟子传授的不同“记”文中,戴德将古人对礼的解说整理、润色并编纂起来,形成《大戴礼记》,他所依据的材料主要为先秦古文材料。也就是说《大戴礼记·保傅》与《新书》四篇是同源的,不存在谁抄袭谁的现象。 《大戴礼记·保傅》的主旨在于论述太子教育的重要性,因为是根据先秦单篇流传的文献《保傅》、《傅职》、《容经》、《胎教》汇编而成,所以据此其内容前后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主要是论述保傅之官的重要性、职责、礼仪、胎教。同时太子的教育是有严格的步骤和程序的,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太子从未出生一直到成人,都会受到全面的教育与培养且极具计划性,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周代“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对中央政府的各项事务、各诸侯国、王室的事物以及太子教育工作富有全面的指导责任。三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充分的分工。太保,保其身体;太傅,傅之德义;太师,导之教顺。三少作为三公的助手,与太子居住在一起,以此协助三公共同辅佐天子,对太子进行教谕。保傅之官的职责并不仅限于太子幼年阶段,更主要的任务在于青少年、成人阶段,甚至于即位之后仍有扶持、劝诫、教诲的重要任务。保傅制度的传统对整个古代的君主教育是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的。为太子选师保傅,选左右,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太子通过师保傅的教育、影响而潜移默化,成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统治法术的人。 太子是国之储君,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太子的学识和道德与将来的治国方针和国家兴衰有着重大关系,太子的教育成为关乎国运的大事,因此太子之师的设置和选任是非常重要且严格的。在《大戴礼记》、《尚书》、《国语》等古代典籍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皇室为了教育子女也为了国家的生存大计,总是选择那些德行兼备的人来对太子进行教育事宜。 周代注重太子教育,周代文王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与训导,而且内容丰富、深刻。清华简《保训》记载的是周文王遗训,文王认真郑重的教诲太子,对太子传授“中”道教育等,启发教育太子,以使太子尽快成长起来,成为合格的君王。周太子及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家庭开始,不论男孩女孩,都有由女子担任的保母负责保育和监护之责,比如古书中记载的关于“伯姬待姆”和“鲁孝义保”的故事。春秋初期,国君的儿子不去国学学习,教师在宫廷辅导公子或太子学习,叫做“使某某公子(太子)傅”,到了后来才去学校学习。这种教育不但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同时也重视思想道德的提高和社会人心的教化。不但重视行为习惯的培养与锻炼,也注重射御等实用技能和内心情感修养,这在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很好的体现。 保傅制度的大背景就是周代的教化传统,因此保傅制度与三代人文教化有密切联系。孔子儒学博大精深,孔子以前,社会上有深厚的教化传统,儒家教化与殷周教化必定有一定的联系,或许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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