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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的寻觅

杨清平  
【摘要】:杨宪益(1915-2009)是汉英翻译大家,被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此外,他还是一位外汉翻译巧匠。本文是把“归家”隐喻化理论引入杨宪益外汉翻译研究的一种尝试:主要是透过对“信达雅”的再思考和再阐释,试图在另一个世纪赋予其以新的方法论意义,以说明新的视角有可能引出新的理论指向,进而对杨宪益的外译汉翻译的历史价值及其作用有所揭示和阐发。 杨宪益外汉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本文所研究的是杨宪益这一时期独自翻译并先后出版的7部外汉翻译作品,即: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鸟》、古罗马普劳图斯的喜剧《凶宅》、英国萧伯纳的剧作《凯撒和克莉奥佩屈拉》和《卖花女》(杨宪益旧译为《匹克梅梁》)等4部戏剧,以及古罗马维吉尔的《牧歌》、中古法国史诗《罗兰之歌》和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等3部诗歌。这些作品都是直接译自源语(古希腊、古罗马、中古法语以及英语)。 “归家”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文化普遍意义的隐喻,因为其中隐含着人类心智活动的共同规律。翻译是人类的一项心智活动,因此,以这一隐喻来观察和解释翻译现象,便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本文把“归家”隐喻化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并从中推出“归家”的三个指向作为研究框架,以此考察、分析、阐述杨宪益七部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归家”。我们认为,杨宪益的翻译之所以为人称道,他之所以具有榜样或“楷模”意义,就在于这位翻译大家自我认识上的“归家”。首先,他选对了职业。杨宪益说:“翻译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此,就职业来说,翻译工作就是杨宪益“熟稳”的工作、“老资源”能够用得上的工作、“在家”的工作。其次,杨宪益并非来者不拒,什么都译。他说“我翻译我喜欢的东西”。外汉翻译的每一部作品,虽说不一定都是他主动要求翻译的,但都是他喜欢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兴趣爱好的“归家”,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远。再次,“我手写我口”。杨宪益不论是作文还是翻译都反对追求雕琢,给作品“浓妆艳抹”,而是坚持自然无为,水到渠成,口头上怎么说,就怎么写。而“我手写我口”,也与孔子的“辞达而已矣”和老子的“道法自然”是一致的。这也表现了杨宪益在翻译话语上是返求自身,而不是舍近求远。最后,坚守“信达雅”标准。杨宪益终身信奉“信达雅”,去世前两个月,还在强调“尚无人超过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论。”杨宪益虽没有使用“归家”这一隐喻来形容他的翻译追求,但是,“信达雅”显然就是他毕生追求的目标或归向的“家园”。也可以说,做到“信达雅”就是令他“心安理得”的“确实结论”。可见,杨宪益在翻译上的确始终秉承的是“归家”的思想路线,这也就为其翻译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简要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及翻译的隐喻化理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与重点、理论依据、研究方法、步骤以及创新之处等。 第二章从探寻“家”的隐喻意义入手,通过对钱锺书论述“回家”哲学意蕴的分析和梳理,试图为本文揭示出“家”和“归家”的指向及其对跨文化翻译的方法论意义。钱锺书“回家”论的核心是“心安”。而关乎“心”的“安宁”的三个条件最终是“安全、便捷、舒适”,因而,三者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家园”的特定指向。“回家”隐喻的三个指向也就是三个追求,反映在翻译标准上,就是杨宪益在翻译中所毕生坚守和追求的目标:“信、达、雅”。做到了“信达雅”,也就意味着,“做到了家”,由此“心”才能趋于“安稳”。基于杨宪益关于“信达雅”“无人超越”论的思想,本研究不仅探寻了“信达雅”所隐含的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基础,认为“信达雅”反映了人类对“安全、便捷、舒适”等三个普遍性的基本诉求,而且,还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现象以及中外诸多大家在翻译标准上的“殊途同归”来加以论证。这样,本研究的工作框架确立为:面向正确无遗的忠实原则、走向明白易懂的通达原则和趋向得体恰当的适宜原则。翻译活动若是在理论上尽可能做到三者的统一,才可能是令人心安的、满意的、“到家”的翻译。这样也才能在接受者那里形成理想的、令人神往并可能陶醉其中的精神家园。 第三章考察杨宪益译文在“安全”指向上的“归家”。人们对“安全”的诉求,在翻译当中,表现为对“信”或“忠实”的要求。这也是杨宪益着意强调的一个原则。杨宪益译本对“信”的诠释及其在译作之中的“演绎”表现在: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忠实于原作的文化意象以及忠实于原作的语言风格。我们通过分析认为,杨宪益不愧为高手妙笔,其译文深得原作的“个中三味”,尽管个别译文尚有不尽人意之处。杨宪益的成功,同时印证了“前景化”手段的再现,可以有力地突出原作的艺术力量;而这同样也有效地说明了,“语言好客”原本就是翻译家“寻觅家园”在语言上的一个表现:使语言在其“悦纳异己”的作用的基础上,“回到”那属于自身的“家”中。 第四章考察译文意义的显豁与话语的“通达”。人们对“便捷”的普遍诉求,反映到翻译话语上,则是对“达”或明白易懂的要求。通顺达意、明白易懂,才能不造成理解上的障碍阻障妨碍、疑惑困惑迷惑。也只有这样,“心”才得以复归于并安居于“家”。不便捷,也就是费解难懂,佶屈聱牙,“心”便有所挂碍,便难得“安稳”。如果译文通顺通畅,可读可诵,读者便能轻松、顺利地通达译本所呈现的“家园”。在对“达”的处理上,杨宪益采用了多种“明晰化”的策略。其中包括:意译与归化,增补,句式结构的调整,语句浅白简短以及“超文本”手段的运用等等。杨宪益以自己对源语的“神理”和“到家”的表达,消除了可能给读者带来的不便与不安。可以说,杨宪益的翻译话语简洁顺畅、明白易懂,看不到晦涩难懂、诘屈聱牙的表达。这便可以确保读者“心无挂碍”地走进译文构筑出的精神家园,并怡然自得地徜徉于其间。 第五章侧重的是译本在舒适指向上的“归家”。舒适意味着得体、恰当、适宜、“熟稳”和愉悦,可看作广义上的“雅”。通过对七部翻译作品的考察、对比与分析,可以看出杨宪益对“雅”的具体诠释:“雅”并非单纯是文字上的“雅”,而还包括得体、合宜、新颖等关乎“舒适”意义上的“雅”。在表现上,有关特质指向意识形态、诗学传统、翻译话语的得体性,以及“完善”原作的圆满性意义上的“改写”与“升华”。而有关处理,自然是要使“家园”意识在更为“纯熟”的艺术境界当中加以显现,因而,也就是为了使“家园”更具“美化”或理想化的特色。尽管在有些方面(如意识形态的与诗学上的“改写”),杨宪益并没有具体谈到,然而,在其译文当中,他的确是挥洒自如,自然包括在适时而动的“改写”上。这样的“改写”,看似不忠实,甚至是与杨宪益坚守的“信”背道而驰,但他之所以这样做,一般是为了顺应语境的需要,不能不有所变化,这也是译事规律“使然”因而“不得不然”。由此可见,文学翻译,同文学艺术创作一样,都是在要求“回到事情本身”,亦即回归“本身”——“回到家”。之所以说“回家”是人类文化的某种规律性的表现,仅就杨宪益对“雅”的“归入”来看,也可再一次得到印证。 第六章总结了全文的主要内容,进而说明本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结论是:杨宪益的翻译始终是趋向“家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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