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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江南诗学研究

张清河  
【摘要】:晚明清初是中国诗学鼎盛的时期。本文以江南诗学为研究对象,对晚明诗学现象、诗学进程作尽可能深入的解读和阐述,以期将明清诗学还原为一个生命整体。明代文学发展的重心由北向南转移,至晚明,江南文士完全成为文坛的主体。他们尽管不如王世贞才富学赡,不如袁宏道穷新极变,亦不如钟、谭矫异抉幽,但秉承世家“隐读”传统,以才艺相尚,客观上形成了金陵、杭嘉湖、苏松常三个较大的区域诗学群体,并在日常交往中,与“后七子派”、“公安派”、“竟陵派”相游处而不失主见,相讨论而不瘟不激,相砥砺而清雅自况,以其独立的诗学品格,铺垫了一条从摹古通向融今、从格调通向神韵、从全面宗唐通向合理祧宋的稳健途径,为清诗的全面发展及理论成熟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文共分导论、七章主体部分与结语:导论介绍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界定、研究现状及创新之处。主体部分内容如下: 第一章回顾“文学江南”与“江南文学”传统,通过回溯“江南”空间意象沿革的历史,说明晚明江南发展为以金陵、苏州、杭州为城市中心的三大区域具有必然性。通过梳理江南文学发展史,考察“江南文学”经过六朝、南唐、南宋、元末明初阶段持续沿“诗缘情”文学特征发展、最终才得以形成以“绮靡”为主流的诗学格局。第二章探讨晚明江南诗学背景。晚明政治、经济、科举、书籍行业以及家庭教育等都呈现出与明代前中期不同的面貌,构成了江南诗学的生成背景,促成了晚明诗学的高度繁荣。第三、四章,按照文学“四要素”的理论,概括介绍晚明江南诗学的世家主体论以及“尚博、崇艺、主情”的作品特征论;选择社会或文化“风气”作为考察视角,探讨晚明江南诗学的品评风气;这种热衷于品评的风气,也是江南诗学容易结成群体的重要原因。 第五至七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论证“金陵诗学群”、“杭嘉湖诗学群”、“苏松常诗学群”的群体诗学活动、诗学特征以及主要代表的诗学思想。第五章以《金陵雅游集》的作者、三位魁元诗人为代表,分别探讨焦竑、顾起元、朱之蕃的诗学活动和诗学思想。焦竑主张博雅,在晚明多元的诗学格局中自成一家;顾起元主张神理,将变雅变声导入中和雅正之途;朱之蕃通过其诗学编辑活动,初步改变了“诗以初盛唐为宗”的格局,将中晚唐诗人纳入理论畛域。第六章探讨浙西杭嘉湖诗学具有更典型的世家结社、鉴藏、参禅、著述等群聚特性,形成了“古雅”、“侧艳”的群体诗风。冯梦祯疏朗通脱的诗学观念、黄汝亨清妙醇雅的诗学理想、周履靖情景事意的诗学法则、李日华平淡恬雅的诗学风格、朱国桢清丽雍容的诗学品格以及董斯张而绮丽自成的“吴下体”诗学实践,扩大了江南诗学的影响。第七章从两个传统解释苏松常诗学群体的整体面貌,一个是“吴派”浪漫主义艺术传统,一个是“东林复社”古典主义诗学传统,这两派成员其实同出一地,有交叉重叠处,但他们不同的生存形态决定了其诗学理论的整体性差异。“吴派”以王穉登、赵宦光、董其昌、冯时可、陈继儒为代表。游吟诗人王穉登,以“清嘉蕴藉”为宗尚;斋居诗人赵宦光,以“情性格调”为主张;董其昌追求真实平淡、“元神”丰融的艺术境界;冯时可重拾“后七子”风雅诗教学说;陈继儒反对后七子以“粗悍拗硬”之语压倒一世的作派,强调以真性情抒写“便娟轻俊”的“古今粹言”。“东林复社”以顾宪成、高攀龙、顾大章、魏大中、黄尊素、李应升、张溥、陈子龙等为代表。其中,顾宪成、高攀龙强调文以致用、学思结合;顾大章、魏大中强调自然化工、文道合一;黄尊素、李应升强调兴观以群、养气致静;张溥、陈子龙强调兴复古学,经世复雅。 第八章为结论,晚明江南文士在北方诗学(“齐风”)与公安竟陵派诗学(“楚风”)的“裹挟”下,形成了其独特的清丽婉雅的诗学(“吴歈”)。晚明多元化的诗歌风气,使吴中士子先后笼罩在“后七子”、“公安竟陵”以及“云间派”的氛围中,其诗学是保持现状,还是寻求突变,种种矛盾困扰着他们。立场上“复古与创新”的矛盾、观念上“格调与神韵”的矛盾、对象上“宗唐与宗宋”的矛盾是三组主要矛盾。晚明江南文士主张各种“调和论”化解上述矛盾,他们以博学调和古今,以艺术调和韵调,以情致调和唐宋,在诗学互动、人才储备、思想酝酿等各个方面,为清初诗学的殿堂搭建了高水准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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