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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正义观研究

蒋志红  
【摘要】:自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一股政治哲学复兴的潮流之后,马克思是否存在着自己独特的正义观、马克思与古典主义正义观和自由正义观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些问题不仅成为西方马克思学界研究的热点,而且还成为整个西方思想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本人确实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正义观,只不过这种正义观不再像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古典正义观那样是一种肯定性的正义观,而是一种否定性和批判性的正义观。对这种正义观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理解,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与西方思想界展开互动,为整个世界和当代中国的正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重要的理论资源。 通过词源和语义考据,我们发现在马克思之前出现了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两种大的类型的正义观。尽管古典正义理论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古典正义观强调共同体高于个体,预设了一个神圣实体的存在,强调义务优先于权利,强调基于伦理的必然性的自由,强调一种普遍性的公共善和强调公正是城邦立法的第一美德;而自由主义正义观却强调个体优先于共同体,强调权利优先于善,强调个体是原子式的个体,个体之间通过契约建立一种公正关系,强调个人在人格上和政治上是平等的,强调自然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强调正义是政治组织的第一美德等等。但是,无论是古典正义理论还是自由主义正义理论都把正义作为政治制度或立法的第一美德,肯定了正义作为协调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建构原则的地位;它们都是离开生产方式去谈论正义,认为正义决定物质生产以及分配,试图通过正义掩盖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的事实,从而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使其合法化;它们都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而以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它们都承诺了一种永恒的人性或永恒的道德价值观,都是建立在对经验世界的抽象肯定基础上,都是对当下社会秩序的非历史性的理论肯定。因此,笔者认为,它们都是肯定性的正义观,也就是说,肯定了正义对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构建功能。与此相反,马克思的正义观不是肯定正义在构建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反而恰恰是要否定这一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只要一个社会还继续以正义来衡量社会法律秩序是否合理,这就意味着这个社会从根本上来说还处在生产方式有缺陷的阶段,从而还处在总体上有匮乏的阶段,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超越这个阶段,取消正义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基本构建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正义观看作是一种批判性的正义观,这里的“批判性”一词强调的是反思和批判正义原则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功能和限度,并从根本上否定正义原则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构建价值。 马克思关于正义方面的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其他思想家和现实的碰撞中逐渐发展和演变的,在这个内部演变的历程中,它先后经历了对近代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潮的继承和批判,对黑格尔古典正义观的继承与批判,对费尔巴哈古典正义观的继承与批判,最终由人本主义的肯定性正义观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正义观等过程,我们大致可以将这个复杂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马克思对传统正义观的继承阶段、马克思对传统正义观的批判阶段和马克思批判性正义观形成的阶段。马克思在第一阶段既继承了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某些要素,又继承了古典正义观的某些特点;在第二阶段他既批判了古典正义观的某些特征,又批判了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核心要素;在第三阶段,他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五个核心文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批判正义观。当然,由于马克思并没有一个专门集中讨论正义问题的文本,他的批判性正义观是散落在这些不同的文本中的,而且具体的论述往往是作为马克思讨论其他主题时附带提及的东西,因此,它在表面的和直接的形式上缺乏系统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批判性正义观是完全没有系统的,恰恰相反,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散落在这些不同文本中的马克思关于批判性正义观方面的观点整理出一个基本的结构,以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把握这个正义观的基本内容。这恰好是我们将在本文的第四章要解决的任务。 在笔者看来,要全面展示这种批判性正义观的基本结构至少包含两个层面:是去清理它的哲学基础,二是去清理这种批判性正义观的具体结论,只有当这两个层面有机地贯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这种批判性正义观的展示才是立体的。马克思的批判性正义观作为一种政治学说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正义观和自由主义正义观,其根本原因在于建立这种批判性正义观的哲学基础发生了转换。古典正义观的哲学基础是传统的形而上学,近代自由主义正义观的哲学基础是抽象的经验主义的人性论。尽管前者有一种整体的目的论的世界观作为支撑,以一种超验的德性论为前提,但是它毕竟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尽管后者抛弃了目的论的世界观,以抽象的原子式的个体的感性欲望和冲动为前提,但是它仍然是对人的本性的一种唯心主义设定。所以二者在哲学基础上具有两个方面的一致性:一是强调本质先于存在,也就是说,强调人的本质已经在人的存在之前预先地规定了,人只能按照这种本质去存在才是合理的;二是强调一种唯心主义的方法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超越这两种正义观恰恰在于他在思维方式上已经摆脱了这种抽象的唯心论和预定论的人性学说,提出了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这种新的理论视野,无论是古典正义观还是自由主义正义观的理论缺陷都被充分地暴露出来,从而马克思实现了对二者的批判性超越。马克思的批判性正义观的基本观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以往的肯定性的正义观的批判,二是对自身的正义观念的正面阐释。关于第一个方面,我们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详细地展开,而在第四章的第二部分内容中,我们仅仅展示马克思本人对正义的正面阐释,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点:1、正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2、正义是有缺陷的生产方式的产物;3、正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4、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正义社会。这四个观点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本人对正义的正面阐释的基本架构。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们详细展示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古典正义观的批判。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在哲学和思维方式的理论预设上,马克思指认出自由主义正义观所承诺的个体权利主体具有抽象性,也指认出自由主义正义观所强调的市民社会具有利己主义本性;二是在具体的理论缺陷方面,马克思认为自由主义正义观形成了对异化劳动的遮蔽,自由主义正义观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自由主义正义观具有非历史的特征,自由主义正义观具有唯心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正义观具有意识形态特征。马克思对古典正义观的批判与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有类似之处,也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只不过具体的强调点有所不同。在哲学和思维方式的理论预设上,马克思指认出古典正义观所承诺的神圣实体并不存在,并且指认出古典正义观所强调的伦理共同体具有虚假性;在具体的理论缺陷方面,马克思认为古典正义观忽略了德性的物质生产基础,具有非历史的特征,具有唯心主义本质,并且也认为古典正义观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视野下,马克思发现了自由主义正义观和古典正义观的如上的缺陷,实现了对两种肯定性正义观的整体性超越,从根本上否定了正义原则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构建价值,并积极探索出一条由正义社会走向超正义社会的现实道路。 余论包括“由正义社会走向超正义社会”和“几点反思性的意见”两个部分。我们在“由正义社会走向超正义社会”这个标题下讨论了马克思的批判性正义观在实践中的操作性的原则和措施,在马克思看来,由正义社会走向超正义社会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且还具有诸多的可操作的现实的条件和措施,在满足这些条件和采取这些措施的前提下,人类社会一定会走进超正义社会。我们在“几点反思性的意见”这个标题下对马克思的批判性正义观本身的理论前提进行了反思。笔者认为,当我们跳出马克思的逻辑去深入反思他的前提时,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个方面的思考还是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比如,马克思并没有给我们提示出一个由正义社会走向超正义社会的完善的动力机制;马克思强调由正义社会走向超正义社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整个人类社会从总体上摆脱匮乏状态,但是这是以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为前提的;马克思相信由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所有制的变革,为国家的消亡和公共权力的政治性的消失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但是这是以人的彻底理性和彻底无私为前提的;马克思没有给我们提示出进入到超正义社会之后,广大的人类社会如何组织具体的生产,如何实现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分配,如何实现他所说的“个人所有制”以及“每个人都自由地占有社会生产力的总和”,也没有给我们提示出整个社会如何有序地调节社会生产以摆脱经济力量的盲目性,从而避免被迫的分工和异化现象的出现,如此等等。尽管如此,马克思力图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力图为人类个体找到一条确保自己的对象化活动自由实现的道路的努力还是让人钦佩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种探索还存在种种问题就完全否定了马克思的批判性正义观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我们更不应该遗忘和抛弃马克思,反而应该不断地与马克思展开深度的对话。只有这样,人类才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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