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溢出约束视角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研究

【摘要】：在“走出去”战略实施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跃升式增长,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因此,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关注。然而,目前学者们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大都直接通过衡量生产率效应来实现,没有真正探讨知识溢出效应与生产率增长两者间究竟有何种联系,且采用的对外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的测度方法也较为单一。鉴于此,本文采用空间知识溢出模型对中国获取的国际知识溢出进行测算并将其纳入生产率研究框架,对知识溢出约束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进行探析,并与未单独考虑知识溢出约束的生产率效应进行对比分析,阐释纳入知识溢出约束后产生差异的特征性事实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以期从知识溢出约束视角揭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本文首先对中国整体层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虽逐年呈上升趋势,但总体仍然偏低,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规模仍然较小。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投资东道国八成以上集中在发展中经济体;行业分布也高度集中,服务业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在理论层面上,本文构建理论模型解释了知识寻求型OFDI的知识溢出效应。以新增长理论模型为基础,将基于知识寻求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国际投资活动中抽象出来,在构建的数学模型中引入知识寻求投资方程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基于知识寻求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得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深入发达国家知识聚集地,接触到更多的技术交流机会,从而获得比依靠其自身研发更高的知识产出,这为其自主研发提供了一个更高平台并推进下一期的研究与开发。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分析了不同政策对模型结果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投资限制政策和过宽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会阻碍技术进步,导致经济福利减少。不具有技术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开展知识寻求型OFDI并获取知识溢出存在可行性的条件约束:发展中国家企业销售的市场规模和较高水平的工资率对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实证层面上,首先基于中国全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了测算,发现中国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行业异质性。其次,在空间蜂巢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国际知识能力的国际知识溢出修正模型,以此计算出中国从世界18个主要国家获取的国际知识溢出效应,并通过东道国特征因素对此国际知识溢出效应进行经验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知识溢出效应越明显;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越高,知识溢出效应越容易受到制约。第三,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一般性经验考察后,进一步对三种不同知识溢出约束情形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发现,在知识溢出约束下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带给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不论在生产率研究框架中以哪种方式纳入知识溢出约束,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促使中国实现技术进步并最终促进生产率增长,但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效应并不是直接反映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上,而是体现在对外直接投资渠道下知识溢出效应的作用:逆向知识溢出效应越大,生产率提升越明显,且只有到发达国家开展知识寻求型OFDI才能显著促进中国生产率提升。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这对我国“走出去”战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规划下,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以及行业选择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