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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用的民法调整研究

尚国萍  
【摘要】:在现代社会,信用既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又是一个法律与道德问题。它不仅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而且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动力。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与完善程度在整体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信用状态,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政府信用和司法公信等多层面信用的综合体现。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其制度是否完备直接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能否合理构建。只有在全社会树立起个人守信观念,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司法公信才有坚实的基础。个人信用立法的构建与完善需要公法与私法等多个部门法协调完成,而民法作为最具伦理性的法律部门,其与诚信道德规范的融合程度反映了一国的信用建设水平。个人信用的民法调整规范作为个人信用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范内容完善与否关涉到个人信用制度构建的科学性与实效性,因此,合理运用民法个人信用调整机制对推进个人信用立法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市场经济具有信用经济与法治经济特质。2014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勾画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具体步骤,将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信用经济与法治经济时代有序发展。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趋利思想的诱导下,经济和社会领域内的失信、欺诈现象频发,社会道德底线和人际信任根基不断受到挑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仅靠传统道德规范对个人失信行为进行“软约束”无法推动诚信社会的建立,而现行公法规范对失信行为的“硬约束”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传统民法长期固守其“权利法”本质,对自然人应尽的守信义务和社会责任研究不足,导致民法中的权利与义务相失衡,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凸显了个人信用民法调整研究的必要性。2017年3月颁布的《民法总则》将弘扬自由、平等、公正、诚信等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立法目的,并在《民法通则》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诚信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独立地位。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困境、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民法典编纂中必须直面回应民法对个人信用如何调整的问题,应积极发挥民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法的核心优势,确立和保护个人信用权,细化个人信用义务的配置,强化个人失信民事责任与惩戒,寻求个人信用民法调整与个人征信体系的契合之道,与公法相互配合形成制度合力,使法治与德治相向而行,为完善社会信用体系与构建诚信社会提供私法支撑与制度保障。本文除导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调整基础:个人信用民法调整的基本理论。中国和西方社会都重视信用的社会价值和功能,但各自信用文化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中国传统的信用文化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与儒家文化密切相连;而西方社会的信用文化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往往与契约精神联系在一起。从信用的历史发展来看,信用经历了从道德范畴到法律范畴、从人格利益到与财产利益混同、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多领域的变迁。道德为信用根本之所在。任何信用制度一旦偏离了道德核心便滑入伪善的深渊。不同学科对“信用”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从民法上而言,信用可以理解为民事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就经济能力和履约意愿在社会上获得的评价与信赖。个人信用是指自然人在经济活动中就经济能力和履约意愿在社会上获得的评价与信赖。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把信用与诚信概念相混用。实质上,信用是诚信的制度化表现,诚信是信用制度的内核。个人信用的民法本质表现为自然人与他人、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形成的以信用权利与信用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其具有归属性、信息标识性、风险性等法律特征。不对称信息与信息经济理论、博弈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民法调整个人信用奠定了理论基础。民法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基本法,个人信用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和构建诚信社会的基石和根基。由于公法规制个人失信行为具有一定的限度与不足,故而,迫切需要民法为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提供私法支撑与保障。第二章调整方式一:个人信用权的直接保护与侵权救济。信用权利化是信用问题社会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将个人信用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不仅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而且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前提基础,并反映了现代民事权利体系的发展趋势。个人信用权是自然人在经济交往活动中对其经济能力与履约意愿在社会上获得的评价与信赖而享有的保有、维护、利用和救济的权利。与个人名誉权不同,其具有非恒定的独占性、有限的支配性、间接的财产性、载体的信息性等特征。从本质属性分析,个人信用权应归属于人格权范畴,间接具有无形财产价值,良好的信用评价为其提供更多的交易机会。个人信用权应当包括信用保有权、信用信息知情同意权、信用信息异议权、信用使用收益权、信用救济权等具体内容。通过考察和比较西方主要国家个人信用保护模式,我国对个人信用权的保护应摒弃现行通过名誉权间接保护的模式,采用民法典和单行法相结合的直接保护模式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的最佳选择。这有利于全面保护自然人的信用权益,引领未来民事权利的新发展和民事立法的新常态。对侵害个人信用权的责任认定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应具备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四个构成要件。关于其侵权责任的承担,在司法实践中应以停止侵害等非财产责任方式适用为主,辅之于精神损害赔偿等财产责任承担方式。第三章调整方式二:个人信用的义务配置与责任强化。个人信用义务是民事义务之下的一个类概念,包含约定的信用义务和法定的信用义务等。从本质上分析,其从诚信原则推演而生,是一种法律义务、利他义务和利己义务。其以民事具体义务为基础,具有产生基础多样性、以作为义务与不作为义务为内容、以直接实现相对人利益和间接累积自身信用利益为目的,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拘束力。在理论上,个人信用义务可分为约定的和法定的信用义务、积极的和消极的信用义务、实体的和程序的信用义务等类型。在现行民事立法中,信用义务具体反映在民法总则的诚信原则和代理制度、物权法的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相邻关系以及地役权制度、合同法的缔约过失责任、全面履行义务与附随义务等具体民法规则中。民事义务是民事责任的基础,民事责任是义务履行和权利实现的法律保障。对个人失信行为的民法规制应重点强化民事责任制度,通过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违约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法定赔偿金等责任形式对个人失信行为进行民事惩戒,以督促个人信用义务的履行。第四章调整路径:民法典中个人信用调整方式的整合。通过对我国现行个人信用立法的概况分析,反映了我国个人信用民法调整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缺陷:一是个人信用民事立法滞后于社会信用体系和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二是对个人信用权益缺乏民法上的直接保护;三是私有财产权制度不完善直接制约着个人征信业的健康发展;四是个人信用义务配置和失信责任制度不健全。民法的诚信原则具有一般条款地位和统帅功能,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限制与其相冲突具体规范的适用。对《民法总则》第7条应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才能全面了解民法对信用调整的路径。从正面来看,该条可以理解为遵循诚信是民事主体的法定社会义务,具有强制性规范属性,是民事主体履行信用义务和承担失信责任的一般法律依据;从反面来看,该条可以解释为民法对遵循诚信义务的民事主体应赋予得到社会积极评价的权利,进而对民事主体信用利益的民法保护奠定条件。只有从正反两个方面理解,才能跳出传统民法仅将诚信原则作为一种民事义务理解的窠臼,为民法对个人信用的体系性调整提供一般条款基础。我国未来民法典应按下列路径对个人信用制度进行建构:一是对个人信用在调整方式上应采用“信用权利——信用义务——失信责任”的逻辑结构;二是明确个人信用权的法律地位和规范内容;三是厘清个人信用权与个人信息权、隐私权的边界;四是细化与完善民法具体制度中的个人信用义务配置;五是在民事责任中强化惩罚性赔偿对个人恶意失信行为的惩戒。第五章调整契合:个人征信与个人信用民法调整相协调。个人征信是个人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个人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重要机制。对个人信用的评价离不开个人征信的专业性服务基础。个人征信是在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分析等行为基础上对个人信用进行总体评价的活动,其与个人信用民法调整存在着紧密联系。个人信用民法调整为个人征信运行提供基础和前提,完善个人信用报告制度、个人信用评估制度等个人征信制度有利于增进民法调整个人信用的实效。征信模式的选择必须处理好征信业发展和信用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之间的利益平衡,同时要密切结合本国的国情和信用环境。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正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需要政府推动和市场配合这两个方面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在个人征信模式选择上应采用以政府征信为主导、市场征信和社会征信相结合的多元征信模式。民法是建立个人信用体系的私法基础,但个人信用的多重法律关系决定了个人信用制度建设不可能通过一部法律来完成,应当需要公法与私法共同调整和相互配合,才能形成制度合力。具体路径如下:一是立足于民法规范完善个人征信立法;二是明确个人信用信息采集范围与程序规则;三是有效形成个人守信联合激励与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实现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民法内部调整机制与征信外部规制机制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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