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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变迁

Jiying(Kelly)Wang  
【摘要】:近三十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同时对各国的政治稳定及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有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另一些国家却一直停滞不前,为什么国与国之前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经济学家们原来一直把这些差异归因为经济政策不一样或技术水平不一样,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证明。我们很容易发现,即使发展初始条件相似的两个国家,如中国和朝鲜,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却变得如此之大,一个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个国家却依然在温饱问题上挣扎。同样,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也会出现类似的经济信号。有些群体在经济发展行为上做得很好,而另外一些群体就在黑暗中徘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不同的局面? 很多经济学家都从“经济增长理论”产生的角度出发,进行不断地探索,开始认识到资本是重要的,接着认识到技术是重要的,再认识到制度是重要的。就像阿西莫格鲁在的他的著作中《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权利、繁荣和贫困的起源》所说的,国富国穷是由政治和经济制度决定的。然而这些答案并没有阐述到问题的本质,那么政治和经济制度又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制定出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但许多国家却不能?如果单从经济和政治因素来解释这个现象已经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很多学者把目光转向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发现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影响。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由此看来,一个群体的文化就是一个群体的思想意识,即某一阶段时间内的文化价值观。所谓文化价值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好的文化的判定,另一个是对于不好的文化的判定。因此,研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究其根源就是文化价值观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价值观也发生了跨时代的变迁。有的国家价值观变迁的速度快,而有的国家却发生了价值观的滞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茅于轼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了阐述。自1979年至2012年以来,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86%,中国人享受了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和平发展的30年。这样的成就被全世界称为奇迹,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也算是了不起的一段繁荣生长时期。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情况又糟糕得出奇。社会中各种冲突层出不穷,维持稳定已经成了当今的首要任务。很多人的行为都是以赚钱为指导,钱主宰了一切。缺少了一个牢固的判断是非的基础,让很多庸俗思潮乘虚而入。因此需要确立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形成经济发展和价值观变迁的协同。 另外,在以前的研究中,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经济增长过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是以GDP为衡量指标,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GDP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也就是当期新创造财富的价值总量。”而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经济结构的优化、全球化的程度、和政治稳定等因素。发展不等于增长,但发展必须以增长为基础。可以说,有增长不一定有发展,但有发展一定要有增长。很多学者混淆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他们所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探讨的是经济增长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来探讨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变迁之间的关系。 本文首先梳理的了有关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文献,在理论上探讨了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文化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短期与长期的实证研究,检验了文化价值观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四个主要假设。 本文的第一个主题假设主要研究了文化价值观的度量问题以及文化价值观的聚类分析。首先,研究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度量问题,本文的研究数据来源于世界价值观研究所(World Values Survey)与欧洲价值观研究所(European Values Study)针对全球40个国家或地区展开过文化价值观的社会调研,文化价值观的调研数据均采用了标准化问卷,问卷中的测量指标包含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信任、认可度、人口特征、移民平等性、女性平等权、民主、政府治理、社会资本、政治制度稳定、社会包容、环境保护和主观幸福感等因素。本文从几百个调查指标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4个变量,对全球40个发达与不发达国家自1989年至2012年的价值观变量进行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价值观的三个主要维度(即包容与信任价值观、认同与尊重价值观、民主与平等价值观)。通过K均值聚类分析发现有四种不同类型价值观集聚的国家,他们分别是新兴经济体、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型国家以及危机型国家。然而它们在五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集聚现象并不完全相同。 在短期内,本文运用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测试了文化价值变迁的三个子维度(即包容与信任价值观、认同与尊重价值观、民主与平等价值观)要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经济发展的4个要素包括人均GDP(GDP),全球化指数(GI)、政治稳定性指数(PSI)和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ND),以检验是否存在结构性差异。实证结果显示,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以下四种不同的因果关系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双向因果关系,即文化价值变迁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反之,经济的发展也对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具有反作用。认同和尊重价值观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在对别人的认同感越强、越被尊重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也越高;反之亦然。第二个双向因果关系体现在全球化与包容/尊重价值观之间,全球化与民主/平等价值观之间。当一个国家对外来人口或移民的包容性和尊重性越强时,就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技术人才和海外投资进入到此东道国,从而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外来文化和新移民的涌入,也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也增强了人们之间的包容性与信任性。同理可得,民主与平等价值观在全球化进程中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 第二种模式就是经济发展引起了文化价值观的变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将推动民主与平等价值观的发展,并增强人与人之间的包容与信任。政治稳定与全球化的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国与国之间的认同与尊重。人均GDP的增加将导致居民生活满意程度的提升,来自富裕国家的居民将受到来自贫穷国家的居民的尊重。同时,居民懂得尊重他人,也是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必备前提。随着一国的全球化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必然增加,进而促进文化价值变迁,一方面,不同文化得以传播和普及。另一方面,不同种族与国别的居民之间的交流也必然增多,从而引致接受/信任价值和民主/平等价值的发展与变化。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接受的意愿程度越高,越愿意相信他人,对来自外国和其他种族的居民给予同等的机会,这无疑降低了东道国全球化发展的成本。 第三种模式是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也对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整体文化价值观的变迁会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另外,民主与平等价值观的提高有利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法律和国家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等级的至上论,这就实现了国家和政党在民众心中的尊严,也让民众对国家更加信任,对整个社会和司法的公正更加认同,从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同时,认可与尊重价值观也有益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本文当中主要以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占GDP的比重为衡量指标,第三产业主要指服务业的发展。我们知道,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主导时期,人们主要是跟土地和机器设备打交道,但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这种交流模式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如果人们之间的包容性和信任性增强,那么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推动作用。 第四种模式是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从文化价值观的总体来看,总体文化价值观与政治稳定性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都不存在因果关系。同时,文化价值观的子维度(包容与信任价值观)也与政治稳定性之间没有相互因果性。也就是说,在一个政治稳定性高的国家,不一定会增强人们之间的包容性和信任性,反过来,包容性和信任性强的国家,不一定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就高。比如说波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等东欧国家,虽然他们大部分人信仰天主教,有着对他人的高度包容性与信任性,但还是没能逃脱国家政党解体的厄运。因此说,高度的包容性和信任性并不一定能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具有推动作用。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加入了教育(EDU)与城镇化(URB)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教育是指接受高级教育的注册人数占总受教育人数的比例作为量化指标,而城镇化的指标是指居住在城市的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本文利用面板数据进一步对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变迁之间的长期效应进行回归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经济发展的4个变量中,经济增长指标、全球化指标与政治稳定指标3个变量对总体文化价值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升级对总体文化价值观虽然具有显著性,却是负向影响。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而增强了人们之间的认同感和对别人的尊重。那些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对高收入国家的人们有更高的认同感与尊重性。这就为富裕社会和贫穷社会中这一基本价值观的差异提供了有力证据。(2)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发展可以吸引大量的国外企业和投资,不仅可以促进技术的沟通与合作,也可增加国民之间的文化传播,进而催生了国家之间的文化价值的转移。随着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扩大,他们的价值观理念也对东道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所以增强了彼此的尊重。(3)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度越高,国家的安全程度越高,对国外企业与投资的吸引力越强,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一个国家变得富强与繁荣时,他们在世界上就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与尊重,也会得到世界上更多国家给予的信任。(4)但产业结构升级与文化价值变迁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由于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指服务业领域,这一现象意味着服务业的发展对居民价值观的和谐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服务业中人们之间的沟通成本远远高于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中人与物之间的沟通成本,并可能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性产生阻碍。但从长期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人们之间的尊重与信任日益增长,沟通成本将会逐渐降低,此时,产业结构升级对文化价值变迁的影响才可能转负为正,才会推动社会的和谐与发展。(5)经济发展的四个变量对文化价值观变迁的三个子维度产生的影响各异,但对总体价值观而言是具有着显著相关性。 经济发展与文化价值观变迁的协同发展将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关键目标。现代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文化价值变迁与其他因素之间实现动态协调。第七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文化价值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检验:一是时间序列的耦合发展,二是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三是协同发展效应。文化价值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都低于0.6,而二者之间的协同度大多为负。结果表明,在短期来看,大多数样本国家,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之间并没有协调效应,这是因为,文化价值观的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在样本期间没有达到协调一致。然而,在某个时间段内,在一些高福利国家与某些“大政府”国家达到了动态均衡,说明文化价值变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发展需要根据具体国别环境进行调整。因此,不同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来对待经济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以此来达到长期的动态协同,维护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稳定和谐。 同时,本文仅研究了文化价值变迁与四个经济发展要素之间的协同关系,然而经济发展包含了许多其他要素,如居民生活条件、城镇化、教育发展、技术创新、国家综合实力等。因此,只有当一个国家文化价值变迁与其整体经济发展环境相契合时,才可能实现二者之间的健康、可持续的协同发展,相应的文化价值也才能称之为和谐的文化价值观。 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如下:(1)本文首次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对经济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进行了研究;(2)本文首次运用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对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的短期效应进行检验;(3)本文首次运用面板模型对经济发展与价值观变迁的长期效应进行检验;(4)本文首次发现在第三产业中,人与人的沟通成本大于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中的人与物的沟通成本,这将迟滞价值观变迁的速度;(5)本文首次运用耦合模型、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协同发展模型对样本国家从1989年至2012年间的经济发展与价值观的变迁协调发展效应进行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加入更多的经济发展变量到本文的模型中,进一步研究他们与价值观之间的动态协同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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