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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影响高血压病预后的心理学和生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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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在高血压病患者中的应用 目的:研究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Questionnaire CERQ)在中国高血压病患者中应用的信、效度及适用性。 方法:在434例高血压病患者和462名正常人群完成了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Questionnaire-Chinese version CERQ-C)、认知失调性态度问卷(Dysfunctional Attitude Scale DAS)、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简式)(Mood and Anxiety Symptom Questionnaire-Short FormMASQ-SF)、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 CES-D)四个问卷的评定。采用下列方法检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的信度:(1)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mean inter-termcorrelation):通过计算总量表、各分量表的条目间两两相关的均值,检验量表的同质性。(2)Cronbachα系数:主要检验量表的同质性信度。(3)重测信度:主要检验量表的跨时间的稳定性。效度检验包括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聚合与区分效度。采用CERQ的9个分量表分别与下列量表的相关分析:认知失调性态度问卷,心境与焦虑症状问卷,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来评估CERQ的聚合与区分效度。采用t检验比较高血压病组与正常对照组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采用单因素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比较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性别差异。 结果:(1)量表得分情况:高血压病组与正常对照组均在积极重新评价分量表得分最高,灾难化分量表得分最少。而2组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上存在统计学差异。高血压病患者组在沉思(12.19±2.51/11.51±2.60,p<0.001)、灾难化(8.82±2.19/8.11±2.70,p<0.001)、责难他人(10.76±2.11/9.88±2.48,p<0.001)3个分量表得分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而在积极重新评价(13.80±3.55/14.71±4.11,p<0.001)分量表得分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2)信度:高血压病组中,9个分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在0.21~0.42之间;正常对照组样本中,9个分量表的条目间平均相关系数在0.19~0.32之间。高血压病组CERQ总的Cronbachα系数为0.80,9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在0.71~0.90之间。正常对照组CERQ总的Cronbachα系数为0.79,9个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在0.70~0.91之间。高血压病组CERQ总的重测信度为0.82,9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73~0.92之间。正常对照组CERQ总的重测信度为0.79,9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0.71~0.88之间。(3)结构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2个样本中CERQ的9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良好:CERQ验证性因子分析:X~2/df分别为2.28和2.34,均接近2并小于5;CFI、IFI、TLI均大于0.90;RMSEA均小于等于0.08。(4)聚合与区分效度:在高血压病组,CERQ的责难自己(γ=0.14,p<0.01)、灾难化(γ=0.55,p<0.001)、责难他人(γ=0.47,p<0.001)3个分量表与功能失调性态度的量表总分呈显著正相关;而积极重新关注(γ=-0.21,p<0.01)、理性分析(γ=-0.27,p<0.01)与功能失调性态度的量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在正常对照组中,CERQ的责难自己(γ=0.37,p<0.001)、沉思(γ=0.61,p<0.001)、灾难化(γ=0.67,p<0.001)、责难他人(γ=0.49,p<0.001)4个分量表与功能失调性态度的量表总分呈显著正相关;重新关注计划(γ=-0.27,p<0.001)、理性分析(γ=-0.33,p<0.001)与功能失调性态度的量表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结论: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CERQ)在高血压病患者中,显示了良好的信、效度,是用来评价中国高血压病患者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有效且可靠的测量工具。 第二章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病患者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特征 目的:研究伴有和不伴有抑郁情绪的高血压病患者中的认知与态度的特点和区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阐明高血压病患者的抑郁情绪的部分发生机制。 方法:从长沙市五家大型三甲医院的高血压之家记录在案的以及门诊、病房总共1400名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Th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HAD)筛查,其中HAD≥9分的515例中,进一步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Scale 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评分,在HAMD≥20分及HAMA<14分的共263例中,选出250例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病患者为高血压病伴抑郁情绪组。在HAD<9分不伴抑郁情绪的高血压病患者885例中随机选择250例为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从462例正常人群中随机选出250例组成正常对照组。受试者按照每个心理测评量表的标准指导语完成以下5个量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认知失调性态度问卷、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两组间比较用t检验,两组以上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结构方程的建模采用AMOS5.0版本完成。 结果:3组受试者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Wilks'Lambda=0.79,P=0.001,Hotelling's Trace=0.04,P=0.001)。自我责难和积极重新评价2个认知策略,正常对照组得分最高,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次之,伴抑郁情绪高血压患者组得分最低。接受和重新关注计划2个认知策略的得分,正常对照组得分最高,伴抑郁情绪高血压患者组得分次之,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低。沉思和灾难化2个认知策略,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正常对照组得分次之,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低。积极重新关注认知策略中,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正常对照组次之,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低。理性分析策略中,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次之,正常对照组得分最低。责难他人认知策略中,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次之,正常对照组得分最低。3组受试者在功能失调性态度因子得分上具有统计学差异。(Wilks'Lambda=0.67,P=0.001,Hotelling's Trace=0.05,P=0.001)。完美化、强制性、寻求赞许3个因子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次之,正常对照组得分最低。依赖性因子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次之,正常对照组得分最低。自主性态度因子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高,正常对照组得分次之,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低。认知哲学因子正常对照组得分最高,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次之,不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组得分最低。而脆弱性以及吸引和排斥2个因子在3组间得分没有统计学差异。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思路,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功能失调性态度-抑郁情绪的结构方程模型假设中,2个假设模型的比较显示,模型2的拟合指标最佳(X~2/df(1.882),RMSEA(0.063),CFI(0.932),IFI(0.911),GFI(0.921)),并且路径最简捷,所有路经系数的估计值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所以,接受模型2为最佳模型,即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通过功能失调性态度这个中介变量作用,并影响了高血压病患者抑郁情绪的产生。 结论:伴抑郁情绪的高血压病患者遇到负性生活事件时,更多的采用沉思、灾难化、责难他人等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并且伴有功能失调性认知模式的缺陷。 第三章心理干预及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伴抑郁情绪高血压病患者血压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研究心理干预及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伴发抑郁情绪的高血压病患者的降压效果、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从高血压之家记录在案的以及门诊、病房总共1400名原发性高血压病人中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筛查,其中HAD≥9分的515例中,进一步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量表评分,在HAMD≥20分,且HAMA<14分的共263例中选取60例患者,其中男性33例,女性27例,年龄51.38±9.43岁。病程平均8.4年。随机分为治疗组【常规降压治疗、心理干预及抗抑郁药物盐酸帕罗西汀片(赛乐特)治疗】;对照组(常规降压治疗),每组各30例,共观察8周。比较两组治疗后的降压效果、认知情绪调节、生活质量以及抑郁水平。 结果:8周后治疗组HAMD评分由30.03±1.83下降到17.43±1.96,治疗组生活质量总分由65.97±4.68上升到71.20±5.13,治疗组较对照组的抑郁情绪显著缓解(P<0.01);生活质量改善更为明显(P<0.01)。治疗组平均收缩压及舒张压分别下降26.17 mmHg及13.63mmHg,而对照组分别下降14.32 mmHg及7.18mmHg,降压效果更稳定(P<0.01)。治疗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在治疗后,认知情绪调节得到改善(P<0.05)。 结论:心理干预及抗抑郁药物治疗对伴抑郁情绪的高血压病患者不仅对血压的控制较单纯降压药物治疗效果更好,而且能提高患者积极的认知情绪,明显提高生活质量,降低血浆CPR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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