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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研究(1949-1954)

叶陈钦  
【摘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建国初期地方民主建政的主要形式,国家的基本制度以及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也是开展统战工作、巩固统一战线的有效方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作为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人,他们是各代会各项实践活动的主体,是沟通政府和人民的有效桥梁。因此,各级政权在代表的产生、变动以及构成等方面都较为慎重。重庆市从1950年1月到1954年7月第一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间,举行了四届共十五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每次参会代表都有一定变动,代表的结构以及政治参与情况也存在差异。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资格要求上不仅注重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更加强调代表的纯洁性和进步性;既照顾各阶级阶层、各行业的特点,也注意考察代表在革命时期以及当下的政治态度和工作表现。选取代表的过程充分运用黑板报、大字报以及家庭访问等方式展开选举宣传;同时,采用邀请、协商推选和选举等办法产生代表,在具体的操作中,不仅采用投票的方式,并且运用举手表决、投豆等方式选出代表。此外,对于任职期满的代表、表现不良的代表以及行政区划的变化改选代表,选择思想纯洁、表现积极的人充实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一步优化代表的结构。代表作为各代会的主体,各代会制度设计上的各项功能能否实现,一定程度上与代表的构成紧密相关。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构成大致呈现以下特点:代表的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中年代表明显多于青年和老年代表;男代表占据代表的绝大多数,但女代表逐步增多,说明女性的参政意识增强;干部明显多于普通群众,但最基层的农民、一线工人也能出席会议;中小学文化程度代表主导下有大量高学历代表,表明文化程度相对高者更能获得参政的机会;工农阶级代表占据代表的主体,但其他各阶级阶层也有代表出席会议,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开明士绅。总之,中共党员、团员是代表的主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较少,新政权是在保证工农阶级和中共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四个阶级以及爱国民主分子的联合专政。此外,在代表的地域构成上,本地代表略多于外地代表,商业区、文化区等一等区的代表明显多于二等区的代表,这与重庆市作为工商业城市、旧政权的陪都以及解放时期大批干部的进入等特殊的市情紧密相关。参政议政不仅是代表的权力,也是代表的重要职责。代表在会前积极征求人民的意见并整理成提案提交各代会;会上审查、分类与表决提案并通过讨论、发言等方式表达各界的利益诉求,汇报人民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审议、监督政府工作;会后通过开大会、出壁报等多种方式传达会议精神与决议,力图将决议转化成人民的实际行动。同时,各界代表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的精神,慎重选举市长、政府委员以及各代会协商委员会委员,选举基本上是在热闹、和谐的氛围中进行,这也是各界争取更多利益的博弈过程。对此,新政权采用民主协商和选举相结合等方式产生政府人员和协商委员会委员,充分照顾到各界利益,体现新政权作为各阶级联合专政和统一战线的性质。各界代表大多能出席会议,履行作为代表应有的职责。但是,代表的参会心态复杂多样,不同界别的代表、同一个代表不同时期的参会心态各不相同。总体而言,代表的参会心态主要表现为光荣之中夹杂着担忧,感激、兴奋之下略带着怀疑,主人翁归属感之中伴随着观望。造成代表参会心态复杂多样的原因如同他们的心态一样复杂:解放翻身,从被压迫者转为国家主人,这是他们主人翁归属感以及对新政权心怀感激的重要源泉,得到新政权和人民的认可让他们感到光荣与兴奋。同时,由于对新政权政策不了解,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得罪别人以及特务的造谣等诸多因素造成他们对参会表现出担忧,对新政权也表示怀疑和观望。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变动以及参政议政的过程就是新政权对社会权力主体的一个塑造过程,重新塑造出符合新民主主义国家、重庆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的权力主体,巩固、建设新政权。虽然,各代会各项实践始终充斥着浓厚的“革命”色彩,但是,重庆市人民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提高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为随后国家推行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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