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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变革研究

王炜  
【摘要】:蒙古国于2002年全面修订了民事诉讼法典,揭开了民事诉讼法变革的新篇章。本文则以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变革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的、比较的、规范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客观、全面地审视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典变革的历史背景、内容、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变革所带来的启示,意图为我国全面修订民事诉讼法典寻找可供参考的素材。 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变革的历史背景”。本章从政治变革、经济转型和理念嬗变三个角度挖掘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变革的内在因素。蒙古国于1992年1月通过了新宪法,改“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蒙古国”,全称“蒙古共和议会制国家”,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重大的法律变化是随着社会变化而发生的,并取决于社会变化。”1蒙古国政治的变革成为法律变革的前提,法律的变革是政治变革的主要内容,也是治理新国家的需要。政治上放弃社会主义的蒙古国,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转型经历了近十年的动荡之后,在本世纪初趋于稳定。正常的市场秩序已经建立起来,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为民事诉讼法典的全面修订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蒙古国在政治变革、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宪法所确立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效率、独立、法律至上等理念开始传播和深入人心。素有依法治事传统的蒙古人开始在民事诉讼立法中注重程序的公平、效率、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并用现代的司法理念重构民事诉讼法典的内容。 第二章“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变革的历程”。本章首先梳理了蒙古国民事诉讼法经历的从大陆法系传统向社会主义法过渡和从社会主义法向大陆法系传统回归的循环过程。并较为客观地归纳总结了蒙古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的特点。蒙古国第一部民事诉讼法典制定于1927年7月,随后分别在1952年5月、1967年6月、1994年5月和2002年1月修定民事诉讼法典。2002年1月修定的民事诉讼法典便是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出台的新法典。新法典以总则开篇,继而规定初审法院程序、上诉法院程序、监督法院程序2、再审程序3、执行程序4和涉外程序。法律原则、诉讼参与人、管辖、证据、诉讼费用等内容规定在总则中。新法典回归了大陆法系的原貌,却遗失了民族性法律传统。新法典展示了全新的司法理念,却无法抹去法律语言贫乏、理论缺失的不足,以及挥之不去的与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典的极大相似性。 第三章“法律原则的变革”。本章从法律原则名称的蜕变入手,揭示了从“基本原则”到“法律原则”逐步演变的进程,并将法律原则变革前后的内容予以比较和评价。法律原则内容的变革体现在两点:其一是删除了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相关原则;其二是增加了带有明显大陆法系特点和提升当事人诉讼地位、弱化法院职能的原则。这一减一增构成该部法典法律原则变革的主线。民事诉讼理论将法律原则分为“通用原则和特有原则”。通用原则包括:平等原则、法官独立原则、法院行使审判权原则、法律至上原则、公开审判原则、用蒙古语进行审判原则、合议审判原则、国际法优先原则、判决必须执行原则,特有原则包括:直接言词原则、庭审不间断原则、自治原则、辩论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基本原则体系与变革前的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典的基本原则体系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典的法律原则内容同样是援自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法典,至今仍未进行大的修改。我国应当效法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典不再使用“基本原则”用词,而改为“民事诉讼的原则”。将法律原则的含义界定为:在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中或在某些诉讼阶段起指导作用的准则。同时,优化法律原则内容,将诉讼法律共同的原则、过时的原则及不属于法律原则的内容排除出去,将反映现代司法理念的原则补充进来,构建科学的法律原则体系。 第四章“诉讼参与人的变革”。本章除了介绍诉讼参与人的基本理论之外,重点发掘当事人诉讼地位提升的途径、律师参与民事诉讼的程序、检察机关地位转换和第三人制度的原貌。其中,对我国修订民事诉讼法典具有重大借鉴意义的内容有两个:其一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地位的转换。按照2002年《蒙古国民事诉讼法》及《蒙古国检察机关法》的规定,取消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者的身份,检察官以当事人身份参加与民事诉讼,行使与律师完全相同的权利。其二是,第三人制度的原貌。中蒙两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均借鉴于前苏联的1964年《苏俄民事诉讼法典》,即将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典的第三人与蒙、苏的第三人的唯一区别在于:我国将第三人纳入了当事人的范畴,而蒙古国、前苏联的第三人则是独立于当事人的诉讼参与人。第三人制度的原貌是独立于当事人之外的诉讼参与人,而这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典及理论中第三制度缺陷的根源所在。显然,还原第三人的原貌就是找到了解决我国第三人理论缺陷的最佳途径。 第五章“证据制度的变革”。蒙古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的证据制度在大陆法系立法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加入了英美法系的合理因素。本法典以法律条文的方式清晰地界定了证据的概念,将证据与证据材料加以区别,并能使证据进行科学分类。新的民事诉讼法典不仅遵循了大陆法系的基本理论,如引入当事人、第三人的真实陈述义务、自认、以“规范说”分配证明责任、以“法官心证”确定证明标准等内容,而且借鉴了英美法系的一些制度,如证人作证特免权、无故不出庭的惩罚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书证的最佳证据规则、举证时限等。 我国的证据制度虽然在完善过程中,但完善的方式依然停留在司法解释的层面,立法层面上的完善还未启动。我国证据立法及理论均没有科学界定证据的概念,致使证据与证据材料相混淆,证据的分类也不够科学,证人制度缺失。因此,借鉴蒙古国的经验,我国证据立法应明确规定证据的概念、对证据进行科学分类,完善证人的相关制度。 第六章“审判程序的变革”。本章涉及到初审程序中的简易程序、家事诉讼程序和监督程序、再审程序(蒙古国的再审程序就是因出现新情况而重新审理案件的程序)等程序上的变革。初审程序中引入简易程序,这是在诉讼拖延的环境下采取的提高诉讼效率的一项举措。鉴于简易程序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法官普遍错误适用简易程序的现象,简易程序在蒙古国的真正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家事诉讼程序是为了适应家事案件激增的客观需要应运而生,专门用于审理和解决婚姻关系、亲子关系等身份关系纠纷。监督程序是蒙古国最高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初审法院判决或上诉法院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2007年蒙古国在最高法院增加了全体法官会议,加强对法律适用问题的终审裁决。蒙古国再审程序的变革经历了从审判监督程序到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分离及废除审判监督程序,只保留再审程序的过程。实际上,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属于不同的两个程序:在审判监督程序中,法院自动启动对案件进行再次审理程序的规定既混淆了法院的职能、又侵犯了当事人的诉权,应当予以废除;而张扬当事人自治精神的再审程序则应当大力发挥其作用。 我国法院职能的分配、审级制度和审判监督程序依然保持着设立之初的模式,每个级别的法院都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终审级别低,法律审与事实审不分,审判监督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等,这些立法规定早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我国亦应实行三审终审、重新配置各级法院职能、取消审判监督程序,重构再审程序。 第七章“执行程序的变革”。本章着重论述了蒙古国执行程序单独立法的进程、执行机构的设置方式及职权、执行措施的立法模式、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和解决“执行难”的措施等内容。这几项内容也是近几年蒙古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所采取的变革措施。现行《蒙古国法院判决执行法》由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于2002年1月10日通过,2002年9月1日施行,这是执行程序单独立法的典范。蒙古国民事案件的执行机构是判决执行局,具体负责民事案件的执行与监督。执行措施是按照执行标的的不同性质,分别规定动产、不动产、其他财产及行为的执行措施。执行程序在逐步变革的过程中越来越关注人权的保障,对执行时间、执行措施及执行标的进行严格限制,以防止执行员滥用职权。 蒙古国也存在执行难问题。近年来,蒙古国已经采取多项措施解决执行难。首先是完善立法,细化执行措施,使执行措施更便于理解和操作。其次是选拔合格的执行员。蒙古国通过专门考试选拔执行员,并进行特别考核。执行员享有持枪权,赋予军衔,增强了执行的威严。以上措施终使执行不再“难”。 蒙古国单独制定《法院判决执行法》,独立于法院设立执行机构,建立完善的执行员选拔机制,执行程序中注重保护人权并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执行难”问题等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为我国进行执行程序立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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