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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

朱碧波  
【摘要】: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运用政治权力,将国内各个民族共同体模铸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及维护这个共同体的过程。对多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而言,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绕不开的基础性问题,苏联亦不例外。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苏联民族问题纷繁复杂,为了将各个民族锻造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苏联构建了十分独特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 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构建的。这种环境构成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背景与平台,它从根本上影响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建构与进行。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从物质经济环境上讲,苏联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工业生产布局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这使得苏联国民经济不但总体发展水平落后而且各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相去悬殊。苏联是一个民族异质性十分突出的国家,各个民族不但起源迥异,族体规模大小殊异,而且跨界民族众多,民族社会进程也有很大差异。从政治法律环境上讲,苏联实行的是二元主权体系。苏联是一个主权国家,各加盟共和国也是一个法定的主权国家。在国家政治体中,各加盟共和国的实际的政治地位并不均等,俄罗斯共和国在国家政治体系中享有特权地位,虽然苏联一再从法律上宣称民族平等,但事实上,各民族的地位仍体现出明显的非平等性。这就使得苏维埃文化也不免受到传统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即专制主义传统和臣民主义文化的侵蚀。从历史文化上讲,苏联民族语言多样,宗教信仰多样,民族性格两极化、矛盾化,民族隔阂也十分严重。从国际政治生态上讲,列宁与斯大林时期,苏联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处于战争与围困的紧张关系之中。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国际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缓和中也存在着对抗。戈尔巴乔夫时期,国际紧张态势虽然进一步松动,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展开对话的同时,也趁机对苏联实行和平演变。总体说来,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就是在一个几乎崩溃的经济环境之下、在民族矛盾十分复杂的格局中、在民族政治遗产十分沉重的态势下、在帝国主义包围的情境中,开展自己的族际政治整合的。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列宁领导人民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时。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就吸收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观,提出了不但要保证各个民族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平等,而且还要在事实上实行民族平等。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列宁形成了以联邦制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制度设计、以民族自决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原则、以民族融合作为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指向等一系列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列宁所创设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与制度,成为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源泉与依据。但是,客观的说,列宁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对民族问题的治理,更多的是着眼于“革命需要”与“阶级利益”,而不是“国家整合”和“国族建构”,这就使得列宁的族际政治整合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临时性、应急性和权变性的特征。 斯大林上台之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才真正开始“模式化”。20世纪20年代晚期,斯大林敏锐地捕捉到了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并断定:现在战争问题是根本问题。为此,苏联建立起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备战体制,并在此基础衍生出了极具特色的一元化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苏共权力结构演变的一个过程,就是联盟中央不断集权的一个过程。在国家权力的横向分配上,苏共大权独揽,一党专政,党管国家,原属于苏维埃、政府的权力逐渐集中于苏共。在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上,各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力也逐渐上移与集中至联盟中央。族际政治整合实际上是在国家权力主导下将各民族共同体凝聚成政治共同体的过程。因此,苏联国家权力高度集中苏共(尤其是苏共中央),昭示着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形成。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是一个包括结构体系、价值取向、整合路径、运行机制的复杂体系。苏联的整合结构包括三大部分:整合主体——苏共;整合客体——族际关系网络;整合的结构形式——“联盟中央-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州(边疆区)”。苏联之所以开展族际政治整合,是为了保持主权统一,维护领土完整;构建国家认同,促进国族认同;维护族际和谐,促进协调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共产党就必须完善自身建设,将自身打造成坚强有力的整合核心,并构建丰沛的政治权威,输出优良的政治绩效,增加国家凝聚力,同时还要反对大俄罗斯主义,遏制地方民族主义的膨胀。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是“求同”,即实现国家的同质性。为了“求同”,苏联对少数民族展开了大力扶助(即“扶异”),并冀图以此来赢得少数民族成员对国家的认同。随着大俄罗斯主义的膨胀,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少数民族利益取向”,渐渐变形为“俄罗斯民族利益取向”,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受到了压制,这也就是说,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已由“扶异求同”走向了“弱异求同”的同化主义。 当苏联形成了“扶异求同”的原初价值取向之后,为了贯彻对少数民族的扶持,苏联采取了一种“政治化”的整合路径。这种整合路径以确立民族身份和划定民族疆域为起点,赋予少数民族以特定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再以民族身份资格为标准,通过政治权力对少数民族进行价值的倾斜性分配,以此来促进少数民族的发展。 族际政治整合的机制是族际政治整合的技术路线的问题。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主要有政治权威机制、意识形态机制、民族政策机制、国民教育机制、国族建设机制、暴力整合机制等等。 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结构体系与运作方式之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主要特征:整合主体的单一性、整合体系的闭合性、整合进路的单一性、整合方式的刚烈性、整合思想的一元化。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他针对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间接影响到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他所进行的反对个人崇拜与非斯大林化运动,苏联共产党的改组,以及民族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等等举措,都深刻地影响到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民族无矛盾”的思想,盲目地忽视民族矛盾,过早地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苏联人民”理论,认为“在苏联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的人们的新的历史性共同体——苏联人民”。赫鲁晓夫理论上认识的偏差使得他对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带有极大浅层性和局限性。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对赫鲁晓夫“随心所欲”改革所产生的一系列混乱进行全面调整。不但联盟中央再度开始集权,而且领导干部终身制也得到了恢复。随着勃列日涅夫“求稳怕乱”思想的渐占上风,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调整也渐渐走向了停滞。但是,族际环境的变化并不会随着族际政治整合的模式调整的停滞而停滞,这就使得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充满了张力:民族意识高涨与意识形态凝聚力下降之间的张力、民族矛盾加深与国家能力下降之间的张力、开放的族际政治整合环境与闭合的族际政治整合体系之间的张力。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内部充满了张力,却并没有走向崩溃,是因为在族际矛盾身上,捆系着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五条坚韧的纽带:生存-命运纽带、政治-人事纽带、经济-利益纽带、精神-信仰纽带、历史-情感纽带。然而,随着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民主化”、“多元化”的推行,社会思潮由对历史人物的批判扩展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由对斯大林时期的批判扩大到对苏联70年历史的批判、由历史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扩展为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批判。各种社会思潮的盲动使得原来捆系族际矛盾的五条纽带,逐渐弱化或断裂,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最终走向了无可挽回的深渊。 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虽然崩溃了,但是,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却不无裨益。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之所以能够在斯大林时期成功建构,从外部原因上讲,是因为残酷的战争环境促使各民族万众一心,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凝聚力客观上因此而得以加强;从内部原因上讲,强大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存在,保证了族际政治整合的进行。从微观原因上讲,是因为苏联民族政策的总体正确性;从宏观原因上讲,是因为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创造出的经济奇迹。从浅层原因上讲,是因为各族人民在反抗国内外反动势力中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族际合作,从深层原因上讲,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在强大的政治绩效下所焕发出的丰沛的政治合法性。 而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之所以走向失败,从内部原因上讲,是族际环境的变化与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停滞之间的内在张力。当这种张力超出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所能承载的极值时,族际政治整合模式就崩溃了。从外部原因上讲,是西方大国的和平演变,他们通过扶持民族分裂势力,宣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催化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崩溃。从历史原因上讲,苏联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无法消解的历史积怨造成了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崩溃。从现实原因上讲,是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诱发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崩溃。经济不振刺激了民族分离情绪的滋生蔓延,信仰真空诱发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大行其道,政治不稳导致了民族分离势力的趁势而起。从主观方面来讲,是政治领袖的过错,如民族矛盾定性失当、民族问题意识的轻忽简慢,族际政治冲突处置的进退失据。从客观方面来讲,是苏联民族问题的纷繁复杂,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化,以及整合模式的路径依赖。 从苏联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的成功与幻灭中,我们可以看出,多民族国家所具有民族多元和政治一体的二重性,决定了多民族国家必然存在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张力。消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张力,实现国家的同质性,这是族际政治整合的终极目的。那么,如何实现国家的同质性呢?纵览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历史,“扶异求同”、“求同存异”、“弱异求同”、“灭异求同”四种价值取向都不鲜见。在这四种价值取向中,“求同存异”无疑是最值得激赏的。但是,深入考究,我们发现,民族异质性是先赋性异质性与自致性异质性的统一。求同,是弥合各个民族之间自致性异质性,而存异,则是尊重各民族之间的先赋性异质性。那么,我们又如何弥合民族自致性异质性?显然,以“少数民族身份”为标准进行扶持的传统做法,因为容易激发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认同而应该予以摒弃,因此,在不激发民族意识的前提下,弥合民族自致性异质性,我们可以采取公民“在社会格局中居于不利地位”的新型标准进行扶持,即“因势求同”。 苏联族政治整合模式的幻灭,已经深刻地说明了,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必须随着族际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只有把握好了族际政治整合的原则性与权变性、开放性与进取性、求实性与创新性,族际政治整合才能最大限度地适应变化发展了的族际环境,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政治共同体的统一与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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