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本站
收藏 | 手机打开
二维码
手机客户端打开本文

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

李敏  
【摘要】:随着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农村即将实现现行标准下的全面脱贫目标。在中国扶贫进程中,内外共同作用的贫困治理模式下,村级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外源式扶贫的资源传递中,村级组织作为扶贫项目在基层社会的承接者,占据重要一环;内源发展式脱贫方式中,村级组织作为村内的精英力量,对于带动村内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的有着重要意义。因而,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削弱“精英俘获”对扶贫资源造成的贫困治理“内卷化”问题,提升村级组织的能人带动效应,对于农村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乡村治理视角出发,从村庄层面探寻农村贫困治理的新思路,着重回答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村级治理能力是否能显著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这种影响是否一致,是否因村庄贫困程度不同存在显著差异?如果能够显著影响农村贫困,那么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路径与机制为何?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以期为提升中国扶贫治理效率,推进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现现代化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借鉴。本研究在“贫困陷阱”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与“治理”理论多维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综述的基础上,构建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框架,并对村级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进行了探讨。基于陕西省内宝鸡市、咸阳市、安康市、榆林市、商洛市共5市16个县154个乡镇546个村庄的调研数据,采用多种计量模型及方法,实证检验了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作用机制,并指出提升村庄治理能力的可行性路径。依据本文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可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2010-2018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无论是在绝对人口分布还是相对贫困人口比重均表现出在山区更高的聚集度,且在2015年以后进一步山区聚集的趋势。基于陕西省内的调研样本的分析中,安康市贫困程度最深,商洛市贫困发生率较低但人均收入水平不高,与之相反的宝鸡市人均收入水平最高但市内村庄贫困发生率却排第二,榆林与咸阳市的贫困程度最轻;从健康、受教育程度与生活水平来看,依然是安康与商洛表现最为贫困,宝鸡、咸阳次之,榆林贫困程度最轻。对比林区与非林区两组样本村庄发现,林区样本村庄在四个维度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非林区样本,再次论证了贫困人口在林区地形聚集的结论。村庄参与扶贫项目的分析中,不难发现扶贫资源向贫困程度最深的安康与商洛市倾斜较多,榆林市虽贫困程度最浅,但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排名第三,其次为宝鸡市,扶贫资源相对投入最少的为咸阳市。在分地形的扶贫项目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村庄获得的扶贫资源要显著高于非林区样本,但因贫困村的进入退出机制并不完善,可能存在扶贫资源瞄准效率低下的情况。(2)基于村级治理能力的概念及内涵的界定,从资源获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四个维度构建村级治理能力度量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对其综合指数进行测算。对调研样本村庄的村级治理能力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其综合水平相对较低,整体样本均值仅为0.136,四个维度的均值大小排序依次为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发展经济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分地级市对比分析中,总体村治能力水平排名为榆林市宝鸡咸阳安康商洛,其中榆林市在村治能力综合指数与各维度指数中均排名第一,安康与商洛市除个别维度外,均表现靠后,表明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表现更高,在贫困林区的均值水平则较低;林区与非林区的样本对比来看,林区样本组除社会管理能力外,均显著低于非林区样本的均值表现,这一结果说明了村治能力与地形条件、植被覆盖状况等因素存在相关关系。(3)为进一步了解村级治理能力影响因素,从“制度”与“主体”的角度出发,探讨二者对村庄治理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制度因素中民主选举变量的选举候选人个数与选举投票率、民主监督变量中的监委会成员数以及宗族规模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村庄治理能力,村干部个体特征因素中,村支书受教育程度、村支书任职年数、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及村主任特殊经历均对村级治理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村主任任职年数却有显著负向影响;在民主选举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分析中,民主选举能够通过选举出高素质的、管理经验丰富的村干部,通过提高村庄引进资源能力及发展村内经济的能力来提升村庄综合治理能力;民主监督制度与村干部个体特征的交互作用检验中,民主监督手段并不能让高素质的村干部表现出更好的能力,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村主任的社会管理能力;非正式制度变量的宗族网络规模与村干部个体变量的交互项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对村干部管理村内公共事务有促进作用。(4)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效应的分析中发现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即村级治理能力越高的村庄能够产生显著的减贫效果。整体调研样本中,村级治理综合能力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贫困状况,同时村庄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下、农业生产劳动力比重高、耕地资源质量差、自然灾害频发、灌溉设施及公共交通水平低、地理位置偏僻、村内没有发展特色产业和引进企业等因素也是造成村庄贫困的重要因素;为考察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村级组织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对样本进行分类回归,基于分位数回归的结果表明,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系数,随着贫困程度的加深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门槛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村级治理能力与农村贫困之间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且在贫困程度越深的村庄,提升村级组织的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要高于贫困程度较浅的样本村。同时,对样本依据林区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处于林区内的村庄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效果十分显著,而非林区样本村庄的村级组织减贫效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5)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减贫效应的分析中,村级组织在不同贫困程度背景下的四个维度减贫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在整体样本分析中,仅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构显著影响村内贫困状况,表明当前农村社会,村庄治理目标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方向是较为正确的。在对不同贫困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中,在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发展经济能力减缓贫困的作用更为显著,而资源获取能力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相反的,在贫困程度较深的村庄,村级资源获取能力与农村贫困呈显著负向相关,而发展经济能力并不显著,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在门槛回归中在两个样本组中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表明在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仍然需要依靠加大外部资源流入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实现减贫目标,而贫困程度较浅的村庄,主要依靠激发村庄内源式发展动力,带动村内居民生产发展积极性来改善村庄贫困;林区与非林区地带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对比分析中,林区样本中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能显著减少村内贫困状况,非林区样本村庄则主要依靠村级组织的发展经济能力来带动农村发展。(6)在对村级治理能力减贫路径分析结果中,揭示了村级治理能力通过“主观减贫机制”直接作用于贫困户的减贫效果最为显著,其次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措施的间接效应的影响,最后是通过特色产业经营,调节特色资源利用效率,拓展农户收入渠道的方式。村级治理能力四个维度的减贫路径来看,资源获取能力与发展经济能力通过发展村内产业,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中介效应以实现减贫的效果要优于直接减贫的效果,而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的直接减贫效应是高于通过发展产业的间接减贫效应的。第五,从四个维度的减贫总效应对比来看,村级组织社会管理能力减贫效果最佳,其次为公共服务能力,再次为发展经济能力,最后为资源获取能力,表明当前农村需要通过村级组织实现减贫目的时,应以提升村级组织的社会管理能力与公共服务能力,提高村级组织的管理经验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实现减贫的有效路径,单纯依靠外部资源输入以实现减贫的效率相对要低一些。对比林区与非林区村级治理能力的减贫机制发现林区地带村级组织通过直接减贫措施以及产业发展的中介作用能够显著改善村内贫困状况,而非林区样本中仅通过企业发展与开发特色资源的方式能显著减少贫困。


知网文化
【相似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9条
1 冷波;;里村村级治理方式调查[J];中国老区建设;2019年08期
2 万方;边芮;;组织视角下的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海经验的解释[J];中国第三部门研究;2015年01期
3 刘光辉;;推行书记、主任“一肩挑” 完善村级治理体制机制[J];四川党的建设;2020年01期
4 杨丽娟;;浅谈建设村级治理体系推动乡村振兴发展[J];新农业;2020年17期
5 李敏;姚顺波;;村级治理能力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年09期
6 金擎;王清;顾俊军;;乡村数字化建设推进村级治理现代化[J];上海农村经济;2020年09期
7 仇叶;;行政公共性:理解村级治理行政化的一个新视角[J];探索;2020年05期
8 李祖佩;钟涨宝;;论村级治理行政化——以乡镇政府中心工作推进为切入点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10期
9 徐晓军;袁秋菊;;公信力重建:从扶贫困境破解到村级治理创新[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6期
10 张凤政;;提升贫困地区的村级治理能力[J];重庆行政;2019年02期
11 贺雪峰;;行政还是自治:村级治理向何处去[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12 朱政;徐铜柱;;村级治理的“行政化”与村级治理体系的重建[J];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01期
13 孙敏;田孟;;从“自利”到“自制”:村级治理规避“分利秩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若干近郊村为考察对象[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1期
14 亢倩茹;;让村级治理明明白白[J];走向世界;2017年08期
15 贺雪峰;;论村级治理中的复杂制度[J];学海;2017年04期
16 徐国龙;;创新村级治理 夯实基层基础[J];政策瞭望;2015年09期
17 ;威海市文登区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治理机制[J];党员干部之友;2017年04期
18 ;市委办公厅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的通知[J];武汉市人民政府公报;2015年24期
19 邓佳斌;;论我国村庄多元群体与村级治理[J];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03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9条
1 王兆刚;徐志超;;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村级治理的回顾与思考[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事业——山东省社会科学界2008年学术年会文集(4)[C];2008年
2 杨利登;;村级治理分权化改革策略[A];“村民自治暨合寨村村民委员会成立3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C];2010年
3 安苑;;城郊农村村级治理的博弈分析——一个博弈均衡制度观下的案例[A];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C];2006年
4 孙琼欢;杨利登;;“3+1”村级治理模式的创新——浙江省C市溪村的调查[A];秩序与进步:浙江乡村社会巨变历程与经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C];2008年
5 麻渝生;;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党组织的职能定位和功能实现——以成都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为例[A];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党建研讨会论文选编(下册)[C];2011年
6 吴平;刘蓓蓓;;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模式的资金供求分析[A];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第17分会场-城乡一体化与“三农”创新发展研讨会论文集[C];2011年
7 王国勇;;布依族地区村级治理:政治文化的影响及意义[A];布依学研究(之七)——贵州省布依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七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1年
8 罗明;;“日常生活”人本化与民主化的渐进——成都市构建城乡新型治理机制与提高村级公共服务的深远意义[A];全国社科院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第十六届年会暨理论研讨会论文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C];2009年
9 李琴;;Q村实验: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创新[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20届年会论文集[C];2010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8条
1 李敏;林区村级治理能力减贫机制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0年
2 钱海梅;城郊村级治理与社会资本的运作[D];上海大学;2008年
3 李娟;我国农村留守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5年
4 黄博;乡村精英治理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3年
5 周红云;村级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分析——对山东C县和湖北G市等地若干村落的实证研究[D];清华大学;2004年
6 张国芳;社会资本视野中的村庄治理[D];浙江大学;2009年
7 陈祥英;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村民自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
8 梁娟;村干部犯罪治理体系研究[D];南昌大学;2019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20条
1 谢佳兵;山区村级治理现状与对策分析[D];湘潭大学;2020年
2 袁梓钦;乡村振兴背景下村级治理泛行政化问题研究[D];南昌大学;2019年
3 李志伟;村级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8年
4 胡莉;经营性治理:一种村治实践的考察[D];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
5 来守龙;村级治理中的村企结合模式研究[D];青岛大学;2016年
6 高腾飞;农村基层村级治理创新研究[D];四川农业大学;2014年
7 张静静;村级治理模式创新视角下村级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
8 刘蓓蓓;成都市新型村级治理模式的资金配置研究[D];四川农业大学;2011年
9 杜园园;集体与村级治理的实践过程[D];华中科技大学;2013年
10 董晓鸥;“5.12”震后彭州市村级治理调整的案例研究[D];电子科技大学;2014年
11 张歆媛;村民自治中的女性政治参与研究[D];苏州大学;2010年
12 赖胜军;广州北部贫困山区村级治理现状及发展探讨[D];华南理工大学;2012年
13 顾亚林;构建农村社区村级治理良性运行机制[D];苏州大学;2005年
14 卢志达;中印两国NGO推动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15 冯静;多元互动与网络形态:中国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村级治理[D];华中师范大学;2020年
16 连初梁;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09年
17 刘术泉;支持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制度变迁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18 赵声馗;“家支”观念对凉山彝族村级治理的影响研究[D];重庆大学;2009年
19 徐志超;我国村级治理的问题与改革[D];青岛大学;2011年
20 石鹰婷;村级治理中的群众动员机制研究[D];浙江海洋大学;2020年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前20条
1 孙常凤;双利村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村级治理新模式[N];绥化日报;2020年
2 记者 罗学锋 陈兴鑫;峨边首创“积分超市”村级治理平台[N];乐山日报;2021年
3 刘波;打通村级治理“最后一纳米”[N];企业家日报;2020年
4 记者 王志强 通讯员 王玉磊 李建博;武城健全“一核多元”村级治理机制[N];德州日报;2020年
5 本报记者 王志强 本报通讯员 王玉磊 李建博;武城构建村级治理新格局[N];德州日报;2020年
6 通讯员 陈峥;美丽河镇:小网格提升村级治理大效能[N];赤峰日报;2020年
7 特邀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张海正;我州“一核三治”推动村级治理上台阶[N];黄南报;2019年
8 记者 刘伟 通讯员 张海正;黄南州 “一核三治”推动村级治理上台阶[N];青海日报;2019年
9 张恒文 王岩;一核三体:沛县村级治理新模式[N];新华日报;2017年
10 通讯员 吴丹 申佳梅 古丽努尔;新疆克州 “党建+网格”优化村级治理[N];中国组织人事报;2018年
11 记者 梁瑜;我市大力健全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N];吕梁日报;2018年
12 通讯员 吴丹;克州“党建+”网格模式 优化村级治理[N];克孜勒苏日报(汉);2018年
13 本报通讯员 李根 杨帆;新平台激活村级治理“一潭春水”[N];汉中日报;2016年
14 本报通讯员 陈东平;参与村级治理 共享发展成果[N];陇南日报;2017年
15 沛县栖山镇党委书记 钟声;夯实“一核三体”村级治理运行机制[N];新华日报;2017年
16 王琪;昔阳县四措并举稳步推进干部驻村包联工作[N];晋中日报;2017年
17 本报记者 郑敏;黄岩“三化十二制”的村级治理秘诀[N];台州日报;2017年
18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彭华;全市每年20个左右的村试点农村社区建设[N];雅安日报;2016年
19 王玉磊 代传祥 李建博;武城构建村级治理新格局[N];德州日报;2017年
20 本报记者 张婧怡;宾川白庄帽:村民自治助推美丽乡村建设[N];大理日报(汉);2017年
中国知网广告投放
 快捷付款方式  订购知网充值卡  订购热线  帮助中心
  • 400-819-9993
  • 010-62982499
  • 010-62783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