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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渠桥之“道”

杜华君  
【摘要】:道路是人、社区与外部世界连接的媒介和载体。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行方式的多元选择,以及筑路技术的不断进步等多方面的原因,作为交通途径的道路也在相应地发生改变,可以说,道路的变迁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地方社会的变迁。由此,道路能够作为一种研究民族社区的视角,从而可以更为系统地考察社区内外的互动、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民族社区的变迁。论文以宁夏北部的黄渠桥镇为田野调查点。该镇是回汉杂居的民族地区,也是被109国道贯穿的农村地区,亦是从道路视角研究民族社区的较好田野。历史上,黄渠桥镇是宁夏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在过路经济的带动下,当地街居型餐饮业繁荣发展并以一道特色佳肴闻名全省。现如今,黄渠桥面对区域交通地位的式微,正经历着一场快速而深刻的变迁。事实上,道路作为一种空间物质实体的同时,又因附加人的社会性而使其具有社会与文化内涵。黄渠桥是一座桥,然而作为地方指代的“黄渠桥”并不会变化,但“黄渠桥”能够与人、物和地方社会等地方性知识发生联系。而且,当它指代黄渠桥人这个“地域共同体”却又时刻处在变化之中。因此,在不同的时空场域中,“黄渠桥”能够被什么代表、表达怎样的“地域共同体”并不确定,故道路可与“黄渠桥”形成关联。实质上,黄渠桥的生命历程也在道路变迁中逐渐展开,因为这背后是“人”的参与。不同族群之所以先后在黄渠桥与道路发生关联,其前提是他们因不同契机来到黄渠桥,并以不同方式塑造着黄渠桥镇的方方面面。因此,“人”与“镇”的历史脉络和道路的变迁相互嵌合并融入黄渠桥镇的变迁之中。基于此,本研究将黄渠桥镇的变迁过程和109国道的发展史结合起来,以“道路”为脉、以“桥”为点,作为叙述框架并展开民族志式研究。一方面,在表面上通过历时性考察“黄渠桥”因交通环境之变而如何应其变,旨在揭示一个回汉共栖地域共同体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在深层上通过揭示共同体在有形之道的变迁中所隐含的无形之“道”,意在说明寓于其中的多民族相处之“道”。简言之,是通过黄渠桥镇的有形之道去探究其无形之“道”。本研究运用源自田野调查的材料和相关历史文献,采用历时和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历时性地考察黄渠桥镇与109国道的互构关系。同时,将黄渠桥镇纳入“一带一路”的学术语境之中,并在吸收借鉴中国“民族走廊”、国际“路学”和道路人类学研究成果及理论范式的基础上,以共同体、空间、经济文化类型、施坚雅的“市场区系”和族群理论为关照,试图提供一条道路视域下研究农村民族社区变迁的新路径,意在揭示一个回汉民族共栖地域共同体的形成、发展与变迁,以及在“道路”这个弥漫着国家、市场等多元复杂场域中的生存策略。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丰富传统意义上对于农村民族社区变迁的理解;另一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农村民族社区如何共创多民族共栖地域共同体、如何铸牢多民族共享精神家园、如何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去寻找一条可以协调与融合“现代性”与“地方性”的生存之“道”。同时,通过黄渠桥镇的历史变迁来展现区域民族发展的地方特征,以此来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依据。经过研究笔者提出:首先,道路是地方生活、民族关系、文化变迁的重要载体,也是引起社区变迁、文化变迁和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因。由此,通过道路这个研究视角不仅可以丰富传统民族社区的研究路径和视野,还可以这条有形之道来呈现出一个处于转型中多民族的生存之“道”、相处之“道”和共融之“道”,及其地方社会的发展之“道”。其次,笔者认为可以将道路作为一面“多棱镜”来审视:道路不仅是一条实体性的物理通道,还是一条以道路自身为媒介的生存场域,更是一条承载着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往等诸多意义的社会通道,在一定意义上可为民族社区研究和道路研究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由此,我们通过这面多棱镜可以对新时期的丝路建设大格局有更为深刻的认识。最后,通过黄渠桥回汉共栖地域共同体成员承续至今的生存之“道”,以期阐明道路与回汉共栖地域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和演化逻辑,由此进一步揭示出多民族“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自觉之“道”和互助共生之“道”是民族团结的内在源泉和精神纽带,亦由此来深入理解形成西北地区多民族团结互助、族际互惠和经济互补共同体的历史与现实,从而为夯实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成员的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一种地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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