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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调解的实践逻辑

雷明贵  
【摘要】: 本文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法院调解发生在一定的社会时空背景之下,司法场域各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使法院调解呈现出合作的特征——在法官引导下进行妥协退让,进而使司法具备反思性。从法院调解运作可以看出国家转型方案的信息:即通过有效性获得合法性。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司法运作方式,是指法官作为制度化的调解人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化解纠纷的过程与状态。法院调解从一种非正式法律运作方式进入正式司法体制,从兴盛走向衰落再到某种程度上的复兴,体现了其生命力之所在。法院调解制度起源于陕甘宁边区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而它之所以能够继续存续下去并在不同时期发挥其影响力,得益于制度的弹性,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运作的各行动者(法官、当事人及其代理人)选择的结果。? 现代的法院调解由法官作调解人,并着力强化法官作为调解人的中立地位。但就法官所受的规训而言,则倾向于强调(至少没有根本上削弱)法官的“超职权主义”色彩,即法官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诉讼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居配角。法官接受规训的过程也是其获得资源的过程,体现在入职、适应工作、接受法院培训、争取晋升等各个环节,渗透在法官日常工作特别是案件处理过程当中。普通公民通过“入职”程序得以成为法官,重点考察其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和从事公务的基本素质;为保证司法过程不偏离政策要求,入职后法官还需要接受经常性的政治业务学习,并在现行法官考评体系的约束下从事司法活动。法官不仅要证成法律规则推理的合法律性,还要实现法律推理与社会生活的契合,但在法院调解中更重要的是后者。 当事人求助于法院和法官,目的在于(通过法律)维护其权益,而正规司法(对抗式的)运作又会使当事人失去对程序的控制权,甚至导致其所不欲的效果:赢了官司输了利益,因此当事人寻求一种更有回旋余地的司法运作方式。让当事人“可以说得上理”的调解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这种方式的运作结果可能会以一方甚至双方的“让步妥协”为代价。律师是当事人的帮助者,是为当事人提供有偿服务的中间人,其在全力维护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也要努力加大沟通的空间,调解无疑是一种可选的渠道。而法官正是利用制度上的通道,借助于对法律的相对权威性解读,以自身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判断为前提,对那些难办的案件进行引导,督促当事人走调解的渠道——只要有调解的可能即走“调解”程序。作为司法程序的主持者,法官是在考虑到当事人和自身程序利益基础上作出行为选择的。? 进入调解程序后,法律只作为底线存在,双方当事人或以自己对法律的理解为前提,以法律的具体规定为据定进退策略;或以自身具体利益为准,探求“理在哪里”?如果自知理亏,通常的做法是向对方示弱、争取法官同情;如果自认为“理在自己这边”,则会采取别的策略,最不济的结果也是“因让步而有力量”,当事人的行动策略是以对其他各方行为的预测为进退依据。而法官为完成好调解的任务,首先是“摸清双方底线”,以确定斡旋的基准。如果当事人对法律条文理解不利于案件处理,法官则会强化自身对法律进行权威解读的地位,在当事人理解不准确之处澄清法律条文;而在法律条文本身含糊不清之处,则诉诸情理进行劝解,目的在于督促当事人达成可以自行履行的协议。? “处理结果的可接受性”是司法方法特别是法院调解的重要目标,“可接受性”既关涉到当事人之间实际利益的配置,也关涉到对这种配置状况的主观心理状态,法官可以对诉讼人进行引导。从法院调解的运作过程来看,尽管程序的启动、转换、终结等在名义上由当事人自行作出,实质上法官可以施加潜在影响,促使程序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法院调解是法官促成当事人合作的过程,其目的“案结事了”,通过司法处理结果的“可接受”证成司法的有效性,并通过这种有效性证成司法制度的合法性。 法院调解是在法官引导下达成合作的过程,在对抗式的审判之外建构出一个“半自主性的社会领域”,合作的结果具有反思性,促使我们反思司法体制,反思中国法治的实践路径。这也许是中国正在尝试的一种合作性司法的开启,它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为中国国情容易接受的,本研究试图对此进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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