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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及民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意愿的调查研究

胡冬梅  
【摘要】:背景和目的器官移植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器官供体数量的不足造成了器官供需比例的严重失调,我国较其它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器官短缺状况。器官捐献是解决移植器官短缺现状的最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器官捐献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和经验,但目前中国的器官捐献存在法律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公众对“脑死亡”认可度低、缺乏合适的激励机制等问题。如何让人们广泛地认识器官捐献、了解器官捐献的重要意义,最后可以自愿地、积极地加入到器官捐献的行列中来,从而提高我国的器官捐献率、挽救更多的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社会性问题。因此有必要了解我国民众的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及意愿的现状,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提高器官捐献意愿。医务工作者和即将成为医务工作者的医学生由于工作的关系与患者接触最多,他们对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掌握及他们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和意愿会直接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捐献意愿,同时也会影响到他们及时发现器官潜在供体的能力,因此了解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对器官捐献的认知、态度以及意愿就更为重要。目前国内的一些关于器官捐献态度及意愿的研究大多只针对单个人群,如医务工作者,医学生,也有普通民众,但是还没有同时对三个人群进行调查并比较的研究,且国内的器官捐献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采用的是质性研究及单因素分析,少采用多因素分析。本研究目的:(1)了解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及民众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现状,并比较不同人群的器官捐献认知的差异;(2)了解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及民众对器官捐献的态度现状,并比较不同人群的器官捐献态度的差异;(3)了解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及民众对器官捐献的意愿现状,比较不同人群的器官捐献意愿的差异,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的方法找到遗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提高捐献意愿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提高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方法2013年1月-2014年1月,采用自制调查问卷(包括基本资料和器官捐献认知、器官捐献态度及意愿等30个条目)对中国南方及北方各一所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生、硕士生及本科生600人,辽宁大连及广东潮州两地八所医院的医护人员400人,辽宁大连市、瓦房店市、普兰店市、丹东市、营口市、甘肃天水市、河南安阳市三省七个市公众700人进行调查。问卷由调查员到现场统一发放和收回,不给任何暗示,由调查对象独自填写,为了保证填写内容的真实性,本次调查问卷采用匿名填写,完整填写问卷内容即视为知情同意,不再另外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及统计分析。正态计量资料采用x±s进行描述,计数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相对数(%)表示,不同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不同组间等级资料的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对于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采用两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一般人口学资料: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607份,男性565人(35.2%),女性1042人(64.8%),平均年龄为29.3±10.0岁,62.7%的受访者未婚,多数受访者(78.9%)具有专科以上学历,85.3%的受访者收入在5000元以下,25.1%的受访者是共产党员,17.7%的受访者有宗教信仰,超半数受访者(67.1%)的身体状况较好或非常好。2.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认知:(1)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现状: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总认知率达到93.7%,但是对器官捐献的了解不深入,仅有19.0%的人知道捐献器官的部门,9.8%的人知道器官捐献的程序;9.0%的受访者的身边有人捐献了器官,12.1%的受访者身边有人移植了捐献的器官;60.5%的公众知道器官短缺的状况,并认为造成器官短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传统观念的影响”(72.2%)和“公众对器官捐献了解程度低”(58.1%);对于“脑死亡”,77.8%的受访者表示知道一点或了解,8.6%的受访者十分了解,但也有13.6%的公众从来没有听说过“脑死亡”;超过半数(59.3%)的受访者认为脑死亡是合理的死亡判断指标。(2)不同人群对器官捐献的认知状况比较: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对器官捐献了解程度高于普通民众(H=130.010,P0.001);不同人群对器官捐献部门的了解状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0.621,P=0.733);不同人群对器官捐献程序的了解状况没有统计学差异(χ2=5.680,P=0.058);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对器官短缺状况的知晓率高于普通民众(χ2=144.427,P0.001);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对“脑死亡”了解程度高于普通民众(H=422.973,P0.001):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认定“脑死亡”作为合理死亡判断标准的比例高于普通民众(产381.584,P0.001)。3.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态度:(1)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态度现状:77.2%的受访者认为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是高尚的事,45.6%的受访者赞同活体器官捐献,61.6%的受访者赞同遗体器官捐献;60.4%的受访者赞同在申领身份证或驾照的时候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超过半数(55.5%)的受访者担心同意捐献后医生就会为了获得器官而不尽力医治;60.9%的受访者认为器官捐献应该有一定的补偿,关于愿意接受补偿的方式,排在第一位的是“本人或近亲属享受移植器官时的优先治疗权”,占66.3%,其次是减免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40.0%),而现金补偿排在第三位(36.9%);48.8%的受访者认为捐献补偿会提高器官捐献率,并有59.3%的受访者认为捐献补偿不会玷污捐献者,32.4%的受访者认为经济补偿会造成器官捐献的商品化,半数的受访者(50.5%)认为捐献补偿会增加潜在的活体器官捐献的数量。(2)不同人群对器官捐献的态度的比较: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对“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是高尚的事”的认同比率较普通民众高(χ2=37.612,P0.001);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对活体器官捐献的赞同度高于普通民众(H=9.148,P0.001);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对遗体器官捐献的赞同度高于普通民众(H=92.679,P0.001);医学生、医务工作者和民众对在申领驾照或身份证的时候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的态度无统计学差异(χ2=5.042,P=0.080);民众对“担心同意捐献后医生就会为了获得器官而不尽力医治”的程度高于医务工作者及医学生(H=138.273,P0.001);医学生较医务工作者及民众对器官捐献补偿更加认可(χ2=61.244,P0.001):医学生在对“如果您得到政策上或经济上的补偿,您是否会更愿意捐献”的态度上较民众更为肯定(χ2=49.503,P0.001);关于愿意接受的器官捐献补偿方式上,医学生较医务工作者及普通民众更愿意选择“本人或近亲属享受移植器官时的优先治疗权”(79.1% vs.61.4%,57.3%,P0.001),“减免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49.9% vs.34.3%,34.2%,P0.001);超过半数的医务工作者(54.2%)和医学生(60.5%)认为捐献补偿会提高器官捐献率,而更多的民众(48.5%)对此事不是很确定(χ2=92.119,P0.001);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认为捐献补偿不会玷污器官捐献者的比例高于普通民众(224.357,P0.001);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及民众对“经济补偿是否会造成器官捐献的商品化”的态度上有统计学差异(χ2=36.729,P0.001);医学生对“捐献补偿是否会增加潜在的活体器官捐献”认可度高于医务工作者及民众(χ2=173.308,P0.001)4.器官捐献的意愿:(1)受访者器官捐献的意愿现状: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1607受访者中,有651人(40.5%)愿意捐献自己去世后的器官,83.9%的受访者愿意捐献一部分器官给父母、子女或配偶,43.8%的受访者愿意捐献一部分器官给亲戚或朋友,而仅有12.6%的受访者愿意捐献一部分器官给不认识的人;对于“是否愿意捐献去世后的器官”选择“不愿意”及“视情况而定”的956人追问其不愿意捐献的原因,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担心器官被不人道地摘取,遗体遭受不尊重”(54.4%),“对医疗机构等不信任,担心被他人用于谋利”(42.9%)及“法律法规不健全”(36.8%);在651个愿意遗体器官捐献的受访者中,眼角膜是首位的愿意捐献的器官(51.6%),肾脏排第二位(42.5%),肝(36.7%)排在第三位;9.8%的受访者愿意捐献亲人去世后的器官,更多的受访者(68.8%)选择“会尊重亲人生前的愿望”,而对余下的选择不愿意捐献亲人去世后器官的受访者(334人,21.4%)追问其不愿意捐献的原因,“情感上无法接受,希望亲人入土为安”居于第一位(79.1%),“担心器官被不人道地摘取,遗体遭受不尊重”为第二位原因(38.4%),第三位原因为“对医疗机构等不信任,担心被他人用于谋利”(29.4%)。(2)不同人群对器官捐献的意愿比较:医学生(93.3%)对捐献一部分器官给父母、子女或配偶的意愿高于医务工作者(82.8%)和民众(75.8%)(χ2=74.163,P0.001):民众(52.3%)对捐献一部分器官给亲戚或朋友的意愿高于医务工作者(42.1%)和医学生(35.6%)(χ2=72.540,P0.001);医务工作者(15.0%)和民众(17.2%)对捐献一部分器官给不相识的人的意愿高于医学生(6.1%)(χ2=45.396,P0.001);医务工作者(48.8%)和医学生(43.7%)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意愿高于民众(32.8%)(χ2=35.279,P0.001);医务工作者、医学生和民众不愿意遗体器官捐献原因不尽相同(P0.001);眼角膜是医学生和普通民众首位的愿意捐献的器官,而医务工作者首位愿意捐献的器官是肾脏;不同人群对捐献亲人去世后的器官的意愿有统计学差异(χ2=93.582,P0.001),民众的捐献意愿最高(15.1%),医学生的捐献意愿最低(3.0%);不同人群的不愿意捐献亲人去世后的原因无统计学差异(χ20.05)。(3)遗体器官捐献意愿的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女性的捐献意愿高于男性(χ2=4.302,P=0.038);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捐献意愿有统计学差异(χ2=13.133,P=0.011),20-2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捐献意愿最高;不同收入受访者捐献意愿无统计学差异(χ2=7.647,P=0.105);无论出生地在农村还是城市,其捐献意愿无统计学差异(χ2=3.312,P=0.069);未婚、已婚及离异或丧偶者的受访者捐献意愿无统计学差异(χ2=5.511,P=0.064);文化程度高的受访者捐献意愿也越高(χ2=42.781,P0.001),硕士和博士的捐献意愿最高(84.3%);在政治面貌上,不同党派间的捐献意愿无统计学差异(χ2=6.283,P=0.099);有无宗教信仰者捐献意愿无统计学差异(χ2=1.265,P=0.261);不同健康状况的受访者捐献意愿无统计学差异(χ2=6.727,P=0.151);对器官捐献的了解程度与捐献意愿有关(χ2=17.875,P0.001);是否知道器官短缺的现状与捐献意愿有关(χ2=11.045,P0.001);对脑死亡的了解程度与捐献意愿有关(χ2=32.094,P0.001);认为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是高尚的事的受访者的捐献意愿最高(80.4%,χ2=105.592,P0.001);对活体器官捐献越赞同捐献意愿越强(χ2=62.247,P0.001);对遗体器官捐献越赞同捐献意愿越强(χ2=320.613,P0.001);越不担心同意捐献后医生就会为了获得器官而不尽力医治的受访者捐献意愿越强(χ2=56.053,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Waldχ2=9.705, P=0.008)、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是高尚的事(Waldχ2=13.967,P0.001)Waldχ2对遗体器官捐献的态度(Waldχ2=127.005,P0.001)三个变量成为影响捐献意愿的主要因素,文化程度为博士及硕士的人的遗体器官捐献意愿是中专或高中及以下人的2.371倍,认同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是高尚的事的人的遗体捐献意愿是不认同或不确定人的2.259倍,对遗体器官捐献完全赞同的人相对于完全不赞同人,其捐献意愿高出1098.302倍。结论1.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知晓率较高,对器官捐献了解程度较浅,民众对“脑死亡”了解程度低;2.受访者对器官捐献的态度较为积极,但对医生的信任度较低,受访者对捐献补偿态度较为积极;3.受访者遗体器官捐献意愿较高,愿意捐献活体器官给亲人;4.文化程度越高、认为用自己的器官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是高尚的事、对遗体器官捐献越赞同的人更容易捐献遗体器官;5.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生在对器官捐献的知识的掌握、对器官捐献的态度和意愿上都高于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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