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史研究

【摘要】：元朝是我国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国家。元朝以前的北京地区,基本上是以边疆地区的状态存在的,辽金时期北京地区一度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直至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正式建都,北京第一次成为中国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同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使当时的北京地区成为多文化交融、碰撞的中心地带。在不同历史时期,北京地区均为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重要的交汇点,在不同族群的频繁接触中,医学知识与药物实现了互融互通。时至今日,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2011年,“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成为北京的城市精神,体现出北京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壮大的漫长过程中的宽广胸怀和开放心态,这种精神和情怀的形成,与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特点息息相关。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北京,以元朝民族医学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史为入手点,梳理和勾勒这一时期民族医学和汉族中医学在北京地区的交流与融合,期待以此个案研究展现北京文化“多元融通”和民族“和合共生”的独特魅力。元朝的北京地区承载了元朝“首都”的功能,这一区域内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各方资源的汇聚,以及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都是在“首都”功能下才得以出现的,这也是元朝其他地域所不具备的优势条件。这一研究为断代史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元朝,即1271-1368年,兼及1206-1271年的大蒙古国时期。今天的“北京”在元朝及其以后均经历了所辖区域一系列在地理范畴上的变化,而“民族医学”的概念更是晚出,两者都不是元朝当时所使用的称呼。本研究的目的旨在体现元朝多元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文中的历史事件及其分析也均是站在元朝社会历史背景下做出的,但为了更好地表述研究所聚焦的区域和内容,在文题中借鉴了现代的表述方式,以期更清晰地指明研究的主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取史学研究的方法,依据的史料主要有4类,第1类是医药古籍;第2类是正史、政书类;第3类是元人文集中的相关史料;第4类是方志、笔记、杂剧类等。同时,利用元朝医药卫生文物遗存展开综合性研究,以便从另一个侧面验证或补充史籍文字的记载。元朝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形成,主要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传统的制度为主体,同时又承袭大量蒙古旧制揉合而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元朝整个社会行政、军事、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其影响也反映在医学领域中。从元朝惠及“医户”的户籍制度中,可以看到元朝统治者对医生的重视,为当时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对元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朝医事制度是作为国家医学管理制度存在的,并不是当时元大都这一地域概念所承载的内容,更多体现的是元大都作为当时首都的功能。然而,从这些制度中,尤其是中央相关医学机构的设立中,能够看到元朝多元民族医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承袭金朝太医院的基础上,提高太医院的官职级别和官员品级;扩张补设下属机构,提高架构;在官员民族构成上呈现了多民族共现的局面。②创建专门的回回医机构一一广惠司及回回药物院,用来“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这体现了元朝对回回医学的重视,以及其对非本民族医学极大的包容。③设立御药院,负责煎熬制作药品,并增加了专门管理进贡药品的功能。④在医学教育的管理机构和医学教育的执行机构上,均有所调整,创建医学提举司,首次采用考试来决定行医资格;建立三皇庙学制度,确定医学教学内容,调整医学分科,显示出元朝统治者对医学发展做出的种种努力。元朝北京地区存在的医学主要包括回回医学、汉族中医学和藏医学。元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进入大都,带来了西方的医学。同时大都作为元朝陆上丝绸之路的始发地和终点站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大量的商品和药物在大都汇聚。在此历史背景下,民族医学与汉族中医学互相有所融合,汉族中医学也对民族医学的精华进行了吸收。①《饮膳正要》一书所承载的内容为食疗学营养学内容,食物是民族交流的名片,是带动文化互通、科技互通的有效媒介,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②在蒙古西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回回药方》应运面世,其内容大多承袭阿拉伯医学(希腊医学)与波斯医学,撰写方式采用汉例,体现了中外医学的交流与融合。③汉族中医学立足于本身原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民族医学的精华,如《御药院方》广用香药于美容领域;元代骨伤科首次成为独立的一科,《世医得效方》将骨伤科单独论述,这体现了骑射民族的特点。④藏蒙医学的交流在这一时期的相关史料中并没有看到太多的详细记载,然而,在明清时期的文献中可以清晰看到藏医学在北京地区的发展,以及对蒙医学产生的影响,说明元朝藏医学开始播撒并深植于北京地区的民族文化之中。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大一统前提下民族医学多元共存和互相促进的格局。元大都医药文物与墓葬遗存也可以展示这一时期北京地区民族医学的风貌。目前己知的相关文物十分有限,关系比较密切的有耶律楚材墓和万松老人塔,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以及铁可父子墓。通过耶律楚材墓及铁可父子墓,可以更深地了解元朝的政治特点、医事制度和丧葬习俗;元朝对于天圣针灸铜人的修复使其得以更好地保存和利用,对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体现了元朝统治者对于医学的重视,亦是对汉族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元朝遗存的医事文物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展现这一时期多民族融合的特点。此外,通过搜集和挖掘各种史料中的零散记载,可从另外一些侧面看到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的特点。例如,在法医学方面,出现了现存最古老的验尸文件《检尸法式》,是记载尸体外表检验结果与结论的官方文件。元朝政府在刑部司狱司中设有医生,专门为病囚治病。元杂剧作为元朝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戏曲形式,承载了部分医药内容。在饮食上,蒙古族入住北京后,在保持其特有饮食习惯的基础上,承袭了宋、金两朝饮食生活的礼仪制度,接受了汉人的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卫生方面,元代皇宫中设有多处浴室和厕所;在城市建设上,元大都建立了先进的排水设施;在丧葬方式上,元大都在葬俗上承袭了金中都之例,贫民百姓和一些汉人贵族官吏多采用火葬;一些少数民族,如铁可为色目人,却依汉人的埋葬习俗,进行土葬。综上所述,元朝是一个多民族相互融合,同时与外界又有着广泛交流的时代,在繁荣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既输出了中国的文化,又吸收了外来的文化,从而使其科技、文化都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朝代中,北京地区成为各民族医学汇集的核心区域,这种汇集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也表现在医事制度、医学文化,甚至是日常生活的饮食起居和卫生习惯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同民族医学知识的交流与融合,用其不同的展现方式,贯穿于元大都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其特色主要体现在:汉族中医学、回回医学、藏医学等交汇在一起,多元并存,兼容并包,和谐发展。在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上,上承唐宋,兼容辽金,结合元朝自己的制度;参与医学实践的人物,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各自发挥了自己的医学特长,用不同的方法诊治疾病;在治病手段上,药治、食疗、针灸、外治,异彩纷呈,有些未见载于中医古籍;在药物的运用上,既有各民族共同使用的药物,也有不同民族独立使用的特色药物;在方剂的使用上,有许多不见载于中医古籍的方剂;在医学成就上,既有多元食疗文化知识的结晶——《饮膳正要》,也有吸取了阿拉伯医学的经验而骨伤科发展的《世医得效方》;在遗址遗存,或多或少的佐证了文献的记载。通过对元朝北京地区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北京对多元文化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城市特性。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民族医学的交流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元朝北京地区各民族医学交融的历史将为深化各国各民族医学交流,互通友谊,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