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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李珮璘  
【摘要】: 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力量,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以“金砖四国”(BRICs)、“展望五国”(Vista-5)、“新钻11国(Next-11)”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1,其崛起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ODI: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也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国际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重要来源国,其中一些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参与者。目前理论界对新兴经济体ODI的认识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主流FDI理论及其拓展可以解释新兴经济体ODI,无需进行理论创新,另一种观点强调了新兴经济体ODI的独特性,如在缺少所有权优势情况下通过跨国并购积极在发达国家进行ODI等,认为主流FDI理论存在适用范围的局限,必须针对新兴经济体ODI实践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地,随着以上两种思路的“交锋”,也有学者提出有必要融合主流FDI理论和新兴经济体ODI理论,从而发展出能解释所有类型的FDI的通用理论。 基于以上实践与理论背景,本文在全面梳理各种FDI理论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兴经济体ODI进行了研究,研究目的是结合中国这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的ODI实践,检验主流FDI理论和新兴经济体ODI理论对中国ODI的适用性的同时,探讨新兴经济体ODI的一般性和独特性,以及新兴经济体ODI理论研究应注意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本文具体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如下: 研究一为新兴经济体ODI的发展阶段。目前关于新兴经济体ODI的发展阶段主要有两种观点:符合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DP理论:theory of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的假设、比IDP理论预期的要早。根据IDP理论关于一国ODI经历五个发展阶段的理论假设,本文结合1982—2008年中国ODI的相关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ODI的发展轨迹符合IDP理论假设的“J曲线”分布,目前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三阶段,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显示,中国ODI的发展趋势大致符合IDP理论的假设,从而验证了IDP理论的有效性。中国的实践说明,尽管全球化确实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提早进行ODI,但就总体情况来看,作为一国经济活动的一部分,新兴经济体ODI仍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部分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优异表现并未改写新兴经济体总体的对外投资发展路径。 研究二为新兴经济体ODI的动因。新兴经济体ODI的动因主要包括资产运用动因与资产寻求动因。理论分析和实证调查资料证明,中国ODI同时存在资产运用与资产寻求动因,这一研究结论与理论界对新兴经济体ODI动因的分析基本符合。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资产运用与寻求动因外,中国企业ODI还存在制度套利动因(institutional arbitrage motivation),即我国企业为利用国内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所进行的ODI,这种投资既会在企业面临国内制度约束时发生,也会在企业受到东道国制度激励时产生,目前新兴经济体ODI研究对这一动因并未深入分析。对中国对外投资动因的特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对中国ODI的动因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也说明引入制度视角对于深入理解新兴经济体ODI动因的重要性。 研究三为新兴经济体ODI的决定因素。分别对1992-2008年中国相关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2003-2007年56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ODI除受到母国GDP、人均国民收入、企业技术水平、对外贸易额、本币汇率水平,以及东道国技术水平、资源禀赋与市场规模等传统经济因素的影响外,相关制度因素如母国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支持、东道国经济自由度和清廉度等也对中国ODI有显著影响。母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决定作用证明了主流FDI理论的“优势前提论”对中国ODI仍具有解释力,而政府政策的重要影响则印证了新兴经济体ODI发展中政府的推动作用,但由于不同新兴经济体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等的不同,因此对特定新兴经济体来说,其ODI究竟是市场推动的还是政府推动的,市场因素与政府因素哪个推动作用更大,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研究四为新兴经济体ODI的效应。对中国ODI的资源获取效应、贸易效应(包括贸易规模效应和贸易结构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分析显示,尽管中国ODI的效应已开始显现,但这些效应并不明显。国际直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平均分配的,新兴经济体母国与东道国从ODI中获得的利益也并非均等的。在近年来新兴经济体ODI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这一研究结论的启示是:对新兴经济体来说,追求ODI的“质”,如通过ODI获取技术等高端要素,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进而获取全球化的核心利益等,比单纯追求ODI规模扩张更具有战略意义。同时,由于不同新兴经济体期待从ODI中获取的利益是不尽相同,因而对新兴经济体母国效应的研究尤其要注重国别研究。 总体而言,本文结合中国ODI的实证研究说明,主流FDI理论和新兴经济体ODI理论对新兴经济体ODI实践均具有一定解释力。新兴经济体ODI表现出的特殊性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国或地区在特定发展阶段和国内制度环境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这确实需要新理论和理论视角来解释,并且这些新理论对主流FDI理论的发展也具有启发性。但是一些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异表现并不代表总体上新兴经济体ODI实践已全面改写主流FDI理论,主流FDI理论对新兴经济体ODI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各种ODI理论均有其适用的边界,一种ODI理论只解释了某类国际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由于发展历史背景、政府发展战略导向、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Hoskisson et al.,2000),因而不同新兴经济体ODI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尽管我们可以针对新兴经济体ODI的独特性进行理论创新,但期待发现一种能解释新兴经济体ODI的一般理论也许并不现实。 本文最后在总结全文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分析了进一步研究新兴经济体ODI应注意的问题,并对中国ODI的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最后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对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与趋势进行了展望,目的是抛砖引玉,希望未来理论界对新兴经济体ODI这一新兴研究领域有更深入的探讨,在完善FDI理论的同时,也能为新兴经济体ODI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发展提供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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